（此文是我在国内某网站上发的帖子）

　　今天，终于回来了！看到这么多回帖，真令我感动！感谢峥嵘岁月、联兄、大龙驹、十八子３９、天狼星、真正汉人、钝剑、我是我、老百姓、大将军王、血泪、晖晖、Ｃ.Ｊ、红星耀中国诸网友的关心！

　　我们进去时，正是北京疫情发展的高峰阶段。我院是北京市首批六家非典定点医院之一，在短短的几天内把一所普通医院改造成传染病院几乎是不可能的，一切都是白手起家。面对严重的疫情（当时很多患者或疑似患者都被临时隔离在居民区，无法收入医院，这是极为危险的）北京市下死命令：必须于＊＊日夜１２时以前接收病人！我院的ＳＡＲＳ病房各病区（由我院和另两家兄弟医院的医疗队负责）于４月２４日前后相继投入使用，当时的防护设施和防护装备绝对不能说已经达到了完善。我是影像科的，我们和检验科在ＳＡＲＳ病区的５楼，５楼的施工开始的最晚，工人先后逃跑了三拨，工期一拖再拖，最后我们不得不于２５日晚8时开始投入工作——工程可以拖，但患者不能拖了！我估计此时离竣工也就差几个小时吧。５楼的隔离分区工程前功尽弃，从此５楼将被视为绝对污染区，我们只能借助其他各层的清洁区进入ＳＡＲＳ病区，通过污染区（病房），再走污染区楼梯才能到达５楼；我们洗Ｘ照片、读Ｘ照片也只能在５楼污染区进行了。

　　我们和ＳＡＲＳ患者的接触可以说是最多的，我们得去每个患者的床边去照相，每一个患者两三天就得复查一次。穿上三层防护服，带上三层手套，以前极简单的事情变得几乎难以进行，如果在平时，我一个人一天照３０个床位绝对没问题，可是现在，我们两个人照１０个左右就得用三四个小时。我们共进行床边照相１８８人次，其中３位患者死亡。在病房里，每当患者冲我咳嗽一声，我的心就为之一紧，但出于对患者的尊重，我又不能做任何躲避的动作。最初的几天，我们的护目镜结雾严重（后半段有了消雾水就好些了），在病房里找电源和对准Ｘ线机的光标得摘下护目镜。记得有一天给几个ＳＡＲＳ患者照相（她们是外院被感染的医务人员），一进屋，她们几乎异口同声地喊：“快带上眼镜！”我说：“我找不见电源（插座）。”她们说：“我们帮你找。”还有一次，干完收工，我们在ＳＡＲＳ４区的缓冲区脱最外层防护服，我刚一摘下护目镜，旁边的人在脱最外层鞋套时把一滴污水溅到了我的眼睛里，当时一惊，心想：这下可坏了！出来后以及以后的几天一直在想这件事：到底说还是不说？说吧：不可能因为这事就把我隔离，只能引起同事的担忧；不说吧：万一得病，就不是我一个人的事，同事们就得倒下一片，谁能负起这个责任。犹豫再三，还是没说，但也着实紧张了几天。回想最初几天，真是后怕：我太卤莽了，所谓的“勇敢”其实是严重的不负责任。直到有一天，一位护士开导了我。那天，她为我们消毒，她一边消毒，一边轻声细语、娓娓劝说：“......你要想想你的家人，不为你自己，也得为你的爱人、你的孩子着想。咱们这（首批进来的）60个人是一个整体，没有个人行为，一个人倒下，就得倒下好多......”听到这儿，我禁不住热泪盈眶。在里面，我一共激动过两回，另一次是惊悉３６１艇遇难的时候。

　　现在媒体称我们为“最可爱的人”，我觉得我们还不够格！“最可爱的人”这一神圣的称呼只能属于那些为了祖国和人民的利益而英勇献身的人们！包括此次抗击非典斗争中牺牲的医务人员，也包括那些倒下的９５２位我的同行，更包括３６１艇上的７２名人民海军官兵。有一天在休息区看电视，听到主持人朱军讲他当年在海拔５３００米的哨所遇到一位年仅１８岁的战士，由于生活条件恶劣，他看上去足有４０多岁。在那个哨所的小黑板上写着这样一句话：“一根沙葱两个馍，艰苦戍边保祖国。”在他们面前，我们算得了什么？！我们流汗多吗？——不如锄禾当午的农民；我们劳累吗？——不如黎明即起的民工；我们缺氧吗？——不如青藏高原戍边的战士；我们工作危险吗？——绝对比不上奋勇向前的志愿军！国人称我们“最可爱的人”，那应看成对我们的鼓励，更应看成对我们的期望，我们的每一位医务人员面对这一称号能够问心无愧吗？如不健忘，还应该记得半年前沸沸扬扬的“２号管”事件，以及层出不穷的医疗事故和纠纷。说实在的，那时我心中不平——因为我认为大多数医务人员都是辛勤工作，恪尽职守的；现在，面对举国赞扬，我心中不安——因为医务界的种种弊端依然存在。某种意义上讲，非典为我们医务界提供了一个机会——向祖国和人民证明自己忠诚的机会。

　　那么，既然不能称作“最可爱的人”那应该怎么称呼？我对我的评价是——我是一名光荣的职业医师，在祖国和人民需要的时候，我尽到了一个职业医师所应尽的责任！ （夏阳） （编辑 邵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