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法忘却的情谊

——401医院系列报道之三

●新闻中心记者 周襄楠 通讯员 苗丽亚

　　在与SARS搏斗的第一线，我们看到的是医护人员与病人之间一幕幕不是亲情胜似亲情的感人画面……

特殊的欢送仪式

　　5月8日这一天，对于宋丰盛、郑传经、杨菊是一个终生难忘的日子，这天，他们走出了401医院的大门，重新拥抱世界——在医护人员和全社会的关心下，他们从“非典”中康复了。

　　 401医院的副院长吴增安笑着对宋丰盛说：“老宋，不是想看见我的脸么？现在看到了吧？”

　　 51岁的宋丰盛，4月25日从北医三院转到了401医院，曾经发烧高达39度。他摸着自己胡子拉碴的脸，喃喃地说：“有20天没有刮胡子了。”在401医院的这些天里，他养成了一个习惯，每天早上5点起床，在阳台上看太阳，他说太阳给自己希望和信心，为了健康，他还每天坚持在房内走30分钟。

　　 50岁的郑传经，是一名建筑工人，在得知自己痊愈的时刻，激动地写下了一首诗，今天他念起了这首诗：“啊，可爱的天使/人们的健康在等着你们/患者的生命在等着你们/等着你们的精心拯救/啊，天使/人们健康的卫士/人们爱戴的保护神/是祖国的骄傲/是党的光荣……”虽不免粗糙，但它确确实实是一名建筑工人的心声。他说：“康复后还要重新回到工作岗位上，战斗在祖国建设的第一线。”

　　 从积水潭医院转来的26岁的杨菊有着一头乌亮的长发，看到了面前开阔的路面和天空，她激动得连手都在发抖。她说：“医生和护士对我们太好了！医务人员每天都和我聊天，我觉得他们对我太好了！我康复了，我很幸运！”见到她现在还带着两个口罩，我问为什么，她说：“我希望我身边所有的人都健康，我刚刚康复，带着口罩对于别人是一种保护。”她说：“在家里隔离两周之后，我要做一名志愿者，投身抗击‘非典’的工作中。” 杨菊一步三回头，眼角挂着泪，即使被丈夫牵起了手，走在了回家的路上，还是不停地回头看那些欢送她出院的大夫和护士们。连续20多天在401医院与病魔的搏斗，她最大的心愿就是能够看见医护人员亲切的脸庞，这个愿望终于在她出院的时候实现了。

　　 重症监护病区主任晁彦公对他们说：“你们的健康就是我们的欣慰。”

和病人心手相连

　　为使患者安心治疗，早日康复，医院尽最大的努力安排好他们的生活，搞好饭菜的质量。并为每位患者买了大宝面霜、半导体收音机，每天患者还都能看到当天的北京青年报、北京晚报、北京日报等报纸。

　　 除了药物治疗之外，心理上、精神上的支持与鼓励必不可少，4病区的临时党支部书记李历玖对此深有体会：“有些病人的心情比较激动，所以我们的心理工作也是非常重要的。其实也没有什么高招，就是要和他们多交流，让他们配合治疗，减轻他们的心理压力。有的病人还是比较理解大夫的，他看见你不走，和他说话，时间稍微一长，就对你说：‘好了，好了，我都知道了，你赶快出去吧！’”

　　 2病区4月25日转来一位来自陕西农村的女性患者，23岁，由于缺乏对病情的认识，表现出砸门、砸玻璃、跳窗户、哭闹、不吃饭、扎上点滴就拔掉等许许多多的非理智举动，还多次冲出病房要回家，虽然这样的病人给整个病区的医护人员加重了很多的负担，但是2病区的医护人员并不放弃，他们耐心地做心理护理，苦口婆心地给她做思想工作，让她知道这种病对于家人和社会的危害，并告诉她住院不收钱。在病区停留的时间越长，受到感染的机会就越大，但是大家全然不顾危险，安抚病人，希望她能够早日度过心理这一关。

　　 4病区有一位年纪比较大的病人，脑栓塞并发“非典”，需要护士常常给他拍背吸痰，由于他自己行动困难，吸一次痰四个护士要一起上。他的床铺靠近窗户，一位护士还要攀到暖气片上，还要在他的背后垫一个枕头，往往吸一次痰，几个人都出一身汗。

　　 有一个得“非典”的糖尿病患者，除了要上呼吸机之外，为了保证她的血糖不至于太低，每天护士都要一口一口地喂她牛奶，后来大夫感觉到牛奶的营养还不够全，就专门为她配制了营养配方奶。

　　 9病区的重病人很多。有一位老年男性患者，病前患有严重的脑血管病，呈昏迷状态，除常规治疗之外，需要做大量的护理工作，更换尿袋，不时地吸痰、翻身、清理面部，护士们每天有序平静的做着每项工作，没有一个叫苦的。

　　 病人董玉华因为下地活动不方便，护士长王艳萍亲自为她处理大小便。

　　 4病区的董文胜说：“非常感谢医护人员的照顾，你们冒着自身被感染的危险给我们治疗，每天查房、测体温等，还陪我们聊天，十分辛苦，真是感谢你们！相信我们在这里的每一天得到的温暖与关爱，都会成为我们最美好的记忆！”

　　 正是在大家的共同努力下，不少的患者恢复明显，在宽敞明亮的病房里，病情较轻的一些病人都在静养治疗，有的在输液，有的在听收音机，有的在读书看报，有的在阳台呼吸新鲜空气。

重症监护病区的战斗

　　ICU是英文Intensive Care Unit 的缩写，意为“重症监护病区”，一般在医院简称ICU病房，这简单的三个英文字母代表着重大的责任和生死的考验。晁彦公、王战长、罗宁、蔡善花、张亚霞、汪学纯……“非典”重症监护病区的16个医生和44个护士，日夜战斗在重症病人的身边，用他们的全部力量去把他们从死亡线上拉回来。

　　 为了集中的统一医治“非典”危重病人，提高医治效率和群体效应，4月28日，401医院建立了“非典”的重症监护病房。5月14日，在“非典”的重症监护病房基础上，“非典”的重症监护病区建立了，到目前为止，这个病区一共收治了17名“非典”的重症患者，3名的病情已经好转转出重症监护病房，11名患者正在康复中，3例抢救无效死亡。

　　 生死线上的考验无论对于医护人员还是对于病人都是难忘的。而连日以来的战斗使得大家都感到人与人之间的真情往往能够起到药物和器械所起不到的作用。

　　 重症监护病区主任晁彦公提到，一次晚上去查病房，看到护士站里没有一个护士，尽管已经是深夜，但是所有的护士都坚守在病房里，或者在照看病人，或者是在和病人聊天。

　　 一位病人感激地说：“在重症监护病房里，总能够看见你们护士，轰都轰不走。”

　　 晁彦公对还我讲述了一个抢救援藏干部的故事。

　　 5月初的一个晚上，一位得“非典”的42岁的援藏干部，血液中的氧饱和度曾一度降至60%~70%，并且已经持续半天的时间，情况十分危急，随时将有呼吸衰竭而导致死亡的危险，需要就地进行抢救，会诊的专家告诉抢救的医护人员，随时做好传染性最大、对医护人员最危险的抢救手段的使用——“插管”。

　　 晚上11点，晁彦公、李涛、陈志强一起投入到了抢救工作中。他们不断调整呼吸机的工作状态，并且在病人身边耳语，告诉他怎样配合呼吸机进行呼吸，告诉他什么样的感觉需要怎样调整呼吸，鼓励他坚持下去不要放弃，虽然病人已经不能说话，但是在大夫的鼓励和坚持下，血液中的氧饱和度终于回升到90%以上。他们一直呆在病人身边，直到凌晨近五点多病人的病情比较稳定。

　　 现在这个病人已经能够下地走动，他看到晁彦公就说：“你们那天抢救我时说的话我都听到了，谢谢你们，真的是非常感谢你们！”

　　 晁彦公也向我提起了一件令他们非常痛心和难以接受的事情。

　　 从潞河医院转过来的10名在抗击“非典”过程中受到感染的大夫中，有一位放射科的大夫叫杨涛，44岁，病情相当严重，在转到ICU病房之后一度也曾经有了好转，甚至能够在床上自己吃东西。但是一天早上，他突然感到憋气，接着心跳就突然停止。

　　 晁彦公和王瑞芹等大夫全力以赴投入抢救长达40分钟，但是还是没能够挽救他的生命。当其他的医护人员走出病区进行自身清理的时候，坚守在重症监护病房的晁彦公接到了杨涛的爱人的电话。

　　 他的爱人问道：“杨涛怎么样了？”

　　 晁彦公的大脑一片空白，在片刻的沉默之后，他只好说：“杨涛没了！”

　　 就好像遭到雷击一样，整整三五分钟她那边没有任何声音，然后是小声地问了一句：“是杨涛么？”

　　 ……

　　 很长时间，电话两边没有人说话，也没有人挂断电话。

　　 给我讲到这里，晁彦公的声音有些沉重，他说：“杨涛也是医护人员，他也是在工作的时候受的感染，他的死对我们的触动都很大。他是个很好的人，是一个我们不能忘记的人，即使在他的病情很严重的情况下，他还挣扎着要自己拍片子，说这个病传染，我自己来就行，不让大夫靠近他。他的死我们感情上接受起来很是困难。”

　　 看到一些中青年的病人因为病情过重无法救治而死亡，大家的心里是非常痛苦的，晁彦公说：“常常感到，让他们这样去了我们很是不甘心。”

　　 即使是冒着比普通病区受到感染的机会不知道多几倍的危险，重症监护病区的医护人员在全力抢救每一个病人的时候心里总是充满着感动，晁彦公说：“这是因为有那么多的人在关心着我们，让我们更加感到我们的付出是值得的，无论是身边的战友还是病人，大家都是一个集体，我们的影响是相互的。”

　　 从如何给病人上呼吸机，到根据病人的病情调整抗生素的使用种类和用量，再到对于不同的病人的营养支持实现个体化，重症监护病区的医护人员已经在战斗中摸索出了一套用于抢救“非典”危重病人的经验和规律。

　　 晁彦公说：“现在我们对于“非典”这个病有了更加深刻的认识，现在我们每天几乎有一半的时间都在总结经验探索规律，争取给以后的医护人员找出一条道路，全院的这项工作在指挥部的统一安排下正在紧张而有序地进行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