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抗日斗争的教育，我不可能走上革命道路

永远不要忘记这段历史

●何东昌

我的家乡在浙江诸暨。1937年我14岁时，“八·一三”淞沪会战爆发了。我们学校整个搬迁，我就没再上学。后来，我和家人流浪到四川，但到重庆就分开了。我在位于重庆以北的合川县的国立二中念书。当时，学校挨过轰炸，炸弹扔在合川的江东码头，死了好多人。我们念书时经常跑警报。

1941年高中毕业后，我考取了西南联大。我是在重庆考的联大。我的一个同学家在重庆，我们说好去重庆住他家，然后一起考试。但我们从合川坐船到重庆的时候，船刚到码头就响起了空袭警报。警报过去后扛起行李找到他家，发现他家被炸了。我只好睡在重庆大学一个教学楼的走廊里，这样考的大学。

考完大学，我就想办法筹措路费从重庆走到昆明。当时没有正规的交通，只有搭国民党军队的“黄鱼车”（所谓“黄鱼车”，就是当时国民党为了出口钨砂，换取军火，通过西南，经云南、贵州、广西的出路，将大量的钨砂运出去，运货的卡车司机载客捞取外快，谓“带黄鱼”，大车则被称为“黄鱼车”），经常开一段就不走了，我只好在路边找地方住下，碰到下次机会再走。这样子到了昆明，联大已经开学了。我选课时，指导老师刘仙洲先生很严格，说你迟到了，要少选几个学分。他怕我赶不上课程，没有让我选满学分。那时，大一没选的课程要到大四才能补。

进入西南联大后，一开始我是在电机系学习，后来转到航空系，因为空军很重要。那时条件很艰苦，我们住的是会馆，当时学校把盐行宿舍——滇西会馆租下来，学生们在这里住宿、上课。

大一结束后的暑假，我找了份兼职勤工俭学，维持生计。经老同学介绍，我找到基督教青年会学生救济处。这里有些进步人士，他们介绍我到滇军去做文化教员。当时滇军有个营长叫朱家碧，是共产党员（解放战争中，他还当过广西、云南、贵州边境纵队的司令员），在抗大学习过，被党派回去，当时在云南开远训练一个营的军队。这时，滇西已被日军占领，他的老家在滕冲，他就训练军队准备到滕冲去打游击。我和钟泉周同志被派到他那个营做文化教员。他让我讲《帝国主义论》。这是个理论性很强的课，给士兵们比较难讲，我想他是在考验我们。就是在那里，我第一次听到《中国人民解放军军歌》：“向前向前向前，我们的队伍向太阳……”，歌词与现在略有不同，主要是抗日的内容。这样过了1942年的暑假。

　　当时，美国已正式对日宣战，中美互相配合，很多联大的44届学生都被动员利用自己英语好的特长去做翻译官。我的同学中做翻译官的比较多，也有参军的。清华的总务长张儆也参加过空军。有的同学参加美国空军做副驾驶员。当时，他们飞的是中国唯一的外援通道“驼峰航线”（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中国的陆路、海路交通全被切断，而于1942年开辟的“驼峰航线”，成为中国抗战接受国际援助的唯一通道。据悉，从中国到印度的航线途经几乎全是海拔数千米的山峰，由于飞机飞行高度的限制，飞机只能在峡谷中穿行，整个航线宛如驼背，所以取名“驼峰航线”）。飞机从印度阿萨姆邦汀江起飞，向东横跨喜马拉雅山脉、横断山、萨尔温江、怒江，到达中国昆明。航线全长800多公里，海拔均在4500－5500米上下，非常危险。他们中有的就牺牲在路上，我有个姓沈的同学当时做副驾驶，在飞机失事中牺牲了。

联大的日子虽然比较艰苦，但我的功课中除了体育都完成了。在联大，体育课缺课8节就不及格。我的体育课选在早上7点，是不能睡过的，一不小心迟到了就算旷课。当时我已经参加了地下组织。到1945年毕业那年的“五四”，我的体育课已经缺了7节了，由于“五四”前一天晚上刻蜡版、搞宣传品，没有睡好觉，所以就缺了第8节课，我的体育课也就不及格了。系主任说我成绩不错，很照顾，表示我可以做半时助教。这是一个好差使，有利于准备留美考试。但我当时已下决心走上革命的路，没有接受。

到1944年，昆明的民主运动又高涨起来。七七抗战纪念、双十节、云南护国纪念这些活动我都参加了。那时国际形势发生了较大变化。苏美联合反法西斯，苏联红军打得非常漂亮。但是中国的形势令人焦虑。日本发动了打通大陆交通线战役。日本人占领了东南亚，但从日本本土到东南亚的治海权、治空权都受到美国的威胁，所以他们要在中国大陆打通一条交通线。而阻碍就是国民党军队占领的河南、湖南、广西。那时，因法国投降，越南由日本控制，所以要打通从河北经河南、湖北、湖南、广西到越南的交通线。云南南面是越南，西面中缅边境也被日本人占领，云南的滕冲也被占领了。东面是贵州，日军一度进攻到贵州独山。云南的形势一下子紧张起来。

当时，我们几个国立二中的老同学在一起商议，觉得云南的局势已经摆不下书桌了，必须考虑该怎么办，总之一条：不能当亡国奴！当时有个姓邱的同学，他的叔叔是国民党杂牌军军长，一位同学告诉我从他那里可能搞到枪枝，我们商议要搞武装，打游击，但后来没有成事，因为日本只是要打通交通线，保证缅甸、马来西亚、印尼、越南地区的后勤保障，他们的目的并不是打昆明、重庆。这件事虽然没有成为事实，但却给了我们一个教育，就是“安安心心地念书，将来战后建设国家”的梦不能做了，所以我们决定想办法组织起来。除了我们几个国立二中出来的同学外，还有几个湖南同学（其中有一个曾在新四军做过教导员，皖南事变中被俘后越狱跑出来，来到昆明）也想组织起来。这样我们就团结起来，组成地下组织。

当时找共产党找不到，我们就只好自己想办法。我们尝试通过闻一多、吴晗等几位进步的教授间接地找共产党。1944年底，我们酝酿先成立“民青”（“民主青年同盟”），纲领就是“实现新民主主义，反帝、反封建，接受中国最先进政党的领导”。1945年2月，召开了代表会议，正式选举产生领导机构。这样成立了组织，我算发起人之一，是五个执行委员中的一员。1945年6月，我们找到了共产党，正式成为党的外围组织。

后来，这个组织在解放战争中起了很大作用。当时通过竞选，我们掌握了学生自治会的领导权，“民青”的主任委员和齐亮做了学生自治会的常务理事（共三人），接着发表了《西南联大国是宣言》，宣言的起草人叫李曦沐（当时叫李晓）。宣言经学生代表大会通过后，向全国高等学校发出。当时，全球范围反法西斯的民主势力呼声很高，但是国统区仍然危机深重。我们号召大家起来反独裁、讲民主，因为只有这样才能动员群众抗日，争取胜利，以后中国才有一个光明前途。然后开展了纪念“五四”的活动，在昆明举行了游行。皖南事变后联大表面上沉寂的局面打破了，地下党发现“民青”这个组织形式很适合斗争的需要。联大的地下党支部决定再搞一个并列的“民青”，口头就叫“老二”，我们先成立的“民青”称“老大”。从此，党的民主势立迅速壮大起来。1945年底发生了“一二·一”运动，这个活动实际上为“一二·一”运动做了准备。

1945年的“五四”纪念活动搞得很好。“五四”游行队伍集合，由闻一多先生动员，听得出来，他接受唯物史观这些马克思主义的原理，讲话里也常引用。我们在云南大学的操场上集合队伍，天下起雨来，有些同学就躲到屋檐或树荫底下。他就讲，大家不要怕雨，要坚持，周武王伐纣王的时候也是下雨。他讲“天洗兵”这个典故，说天洗干净士兵的身体，可以更加意气风发地向前。大家哗哗地鼓掌。

日本投降前夕，我在去大理南边的蒙化县（现云南省巍山县）的路上。当时《新华日报》号召进步青年到农村去。这个县里有一户姓徐的人家，兄弟姐妹中除一人外先后都参加了共产党。我们借这个关系到了蒙化，基本上控制了一所中学。我们白天上课，晚上讲革命道理，使学生中一些人后来参加了革命。原子弹爆炸后，我们还讲了怎样看原子弹。我还讲过介绍原子弹的课。半年后联大搬迁，我们就撤退了，由其他人接替我们的工作。后来巍山发展成游击区。

抗日战争对我们这些人来讲，受到的教育非常大。好多幻想都不存在了。中国贫弱，老受欺负，那真是气死人。1931年我8岁时，东北就丢了，接着是热河失守，长城抗战失败，察哈尔抗战也失败了，日本人要求华北自治（实际上是由日本人控制），这样就到了七七抗战。历史课上讲的尽是一连串的国耻，这个国家怎么救？开始有很多幻想。抗日斗争的现实教育了我。没有抗日斗争的教育，我不可能走上现在这条路。日本有700万吨钢，我们只有10万吨，当时中国大半个领土被日本人占领，但我们以中国共产党为中流砥柱坚持斗争，胜利了，但牺牲的人力、物力不计其数。

今年是抗日战争胜利60周年。我们不要忘记抗日这段历史！更深刻一点是不要忘记鸦片战争以来的历史！鸦片战争中国被迫打开帝国主义主导的门户，从此开始，签订了无数条不平等条约。为了拯救中国，中国人民发动多次斗争高潮，到抗日战争才取得胜利。作为有志振兴中华的青年，这个历史要知道，要记住。永远不要忘记这段历史。（记者卢小兵、张莞昀采访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