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心中的“金三角”

——抗战时期疏散生活琐记

●唐绍明（1952）

( 一 ) 一去四五年

　　1939年初，先行迁校到昆的父亲，结束了手头的工作，来到香港，把母亲和我、妹妹、弟弟接到昆明。那时西南联大连校舍都还困难，哪顾得上安排教职员宿舍，各家各户只好自己去租民房住。我们家围绕着清华办事处这个中心，最初住在才盛巷，后来住过钱局街、文林街、青云路。两年不到的时间里，搬过四次家，我也随之上过三所学校。1940年冬，大西门一带遭到日机轰炸，我们家受到严重破坏。于是按照学校当局的疏散安排，我们随同其他清华家属，疏散到了离城二十里外的昆明西北郊的梨烟村。

　　梨烟村的东北方约四五里，是大普吉，两地相隔着大片农田。那里新盖有一院住房，是清华理科各研究所的所在地。附近还有个小普吉，因此合称为普吉。和大普吉隔街斜对过的是陈家营，是又一个清华家属疏散地。

　　从大普吉向南行，有一条河堤，堤上有路可以行小汽车，是大普吉通往昆明市内的唯一通道。约行四五里，正好和一条从梨烟村出来向东行约三四里的小路相遇，构成一个居民点，叫大河埂。潘光旦先生和赵世昌先生两家住在这里。就这样，以大普吉(包括陈家营)为工作兼居住的主体，形成一个“大普吉——梨烟村——大河埂”方园不到十里的三角地带，聚集了一大部分清华教职员及其家属，是一个凝聚着丰富的知识财富和精英的地区，那么熠熠生辉，成为我心中难忘的“金三角”。

　　这批师长当中，研究人员一般去大普吉上班，教学人员到城里西南联大上课，职员则分别在城里西仓坡和大普吉两地上班都有。他们在艰苦条件下，坚持抗战，坚持教学和科研，为国家培养和储备了大批优秀人才，为发展我国科教事业作出了卓越的贡献。无怪乎当年李约瑟博士参观大普吉后，把它称誉之为“中国科学家的摇篮”。我有缘在这战时清华的大本营里生活了四五年。我愿从一个少年的视角，追忆一下这一段抗战生活史，缅怀那虽然普通却不平凡的岁月，重温大无畏的抗战精神，以纪念抗日战争胜利60 周年。

( 二) 衣食住行难

　　梨烟村座落在玉案山脚下，座西朝东，村后大山横亘。全村南北展延约三、四里，一条主街在村中蜿蜒，街道两旁散落着农家住户，树丛、池塘和打谷场点缀其间。据说过去村里梨树很多，有“梨园”之称。在云南话里“园”和“烟”相谐，因此通常在文字上把这个村子写成“梨烟村”，后来正式定名为“龙院村”。村民们对待疏散来这里的清华家属很友好，两位士绅特地腾出私宅供清华家属居住。当时那疏散情景，在马文珍先生的诗中曾有过记述: “收拾衣裳又远行，父老媪妪笑相迎。门前一片梨花树，座座青山似画屏”。

　　 我们的住所在村子的尽北头，是当地一位姓李的士绅的一座新院子，通称“李家院子”，和他家的老院子相毗邻，掩映在树丛中。这位士绅当过广东军政府的司长，人们还用老称号称他 “李司长”。

　　战时昆明的生活本来就很简朴，乡村生活更是简陋了。对住惯城市生活的人来说，最感不便的是没有电灯，连煤油灯也没有，只好自己弄个碟子，盛上菜油，用灯心草芯浸油，然后点著灯芯照明。这灯心草遍地皆是，把它采集回来就成了我们孩子们的任务了。把灯心草的杆皮剥去，抽出杆心，就制成灯芯。至于用水，要到门外不远一个菜园子的水井那里去打。后来大家合伙雇了一个青工，每天给各家挑一担水；如果不够用，就得自己去打了。我常常在下午和母亲两人抬着一个铁皮桶把水打回来备用。没有厨房，各家就截出门前一段走廊，安上一个泥炉，点木炭，烧水做饭。粮食和蔬菜等物，到“街子”(集市)去买或拿东西去换。

　　那时，生活很清苦，基本上吃不上肉。记得父亲每隔一段时间，会把我、妹妹和弟弟拉到身边，轮个地看我们的脸色，然后连连摇头说:“面有菜色” “面有菜色”，于是让母亲买点肉，第二天餐桌上才能出现点肉丝。大家总是特别地高兴，盼着下一次。至于衣著，只能翻箱底，大人穿旧了的给小孩穿，大的穿不下了改一改给小的穿。

　　住的楼房质量很差。墙壁单薄，上端打通，谁家说话声音稍大，能传到左邻右舍。脚步重了，楼板都在晃动。有一回，我们吃完午饭，打算扫一扫掉在地下的饭粒、菜屑，谁料惊动了楼下正在吃饭的梅家。他家三女儿在院子里向楼上喊话:“请等会儿再扫，我们在吃饭哪!” 原来楼板有缝，楼上扫地正好给楼下餐桌撒上“胡椒面”了。

　　我这时在城里上中学，寄宿在府甬道清华职员单身宿舍里，每星期六下午回梨烟村，次日下午返城，来回靠步行。开始有父亲陪我走，后来有史蓁先生的儿子史涛和我作伴，再往后就是我一人独行了。父亲不放心，委托工友老张每次安排我上路。有一回，出校门时已晚，老张劝我明天早上再回，可我归心似箭，执意要走。过了黄土坡，来到向西拐弯的地方，只见太阳快下山了，大地忽然暗了下来，路上没有行人，心里紧张，拼命赶路。眼看快到离村还有三四里的大石桥时，听见后面响起“唰!唰!唰!”脚步声，有一群人追了上来，吓得我赶紧往路边躲，恨不得钻进黑黢黢的农田里。猛地听到一声吼:“娃子，哪里去? 咋一个人走!” 我赶忙回答说: “回家去,村子里的。”幸好他们并不理会我，一阵风似地从我身边扫过。我这才松了口气，赶紧连跑带奔地跟着他们，走完了这最后一段回家的路程。扑到家门时，“妈，我回来了!” 连喊带哭地朝门板一阵猛敲，满身的疲累、惊恐和欣喜都在这一刻里倾泄了出来。

　　就这样，这条路啊，我走啊走，足足走了四、五年，由10岁走到15岁。那唯一的交通工具——马车，我从来没有沾过。口袋里那点零用钱，我也舍不得花。从那时起，我习惯了用自己的脚板，走出自己的世界。

( 三) 友情暖心田

　　和村西北的李家院子相对，在村子的中部偏东处，有一座惠家大院。惠家大院比李家院子大，主人姓惠，也是当地一位士绅，曾经当过学校校长，被人尊为“惠校长”。他把前面的老院子腾给清华人住，自己则搬进新建的后院去住。老院子的东面，即靠外面一边，有一座马蹄形的二层木结构楼房，南北长，东西两边稍短。据我片断的记忆，吴有训、任之恭、赵忠尧、杨武之、赵访熊、吴达元、杨业治等教授住在这里。余瑞璜教授住在院子外另一处。梅校长家后来也搬进大院，住在几间临时修建的房子里。

　　住在这里的师长们大都在大普吉上班。他们的孩子有的还小，不到上中学的年龄。于是大家商定，在大普吉为这些孩子办了一所临时小学，请来两位女老师，由我父亲负责行政管理。我的妹妹和弟弟就在那里上学。孩子们和大人一样，每天步行于梨烟村——大河埂——大普吉之间。一天，传来一个惊人的消息: 任之恭先生在从大普吉下班回家的河堤路上，被两个歹徒拦住，抢走了身上唯一值钱的一块怀表，幸好人还平安。这个事件一度弄得大人和小孩惶惶不安。

　　惠、李两院相距不远，我常在下午三四点时到惠家大院找伙伴玩。一个伙伴是杨武之先生的三儿子杨振汉。他年龄比我小，但彼此谈得来，谈的话题多是清华园的旧事和南下避难的遭遇。有一次他对我说: “你见过骆驼吗?” 他说他在北平西直门见过骆驼。“好家伙!坐下来有这么高，”这时他把身子蹲下，比着手势；“站起来有这么高，”这时他把身子挺起来，手势也随之由低到高，直到踮起脚尖，把右手伸得老高老高，“有城墙那么高!” 还学着骆驼迈了几步。他那生动的描述，使我相信骆驼的确了不起。这印象一直留在脑子里。

　　还有一个伙伴，是吴有训先生的儿子吴惕生。他告诉我他是1931年出生的。那一年发生了“九.一八”事变，他父亲给他取名“惕生”，以示时刻警惕日本帝国主义亡我中华的野心。我喜欢听他转述他父亲的巴黎见闻，那雄伟的凯旋门和华丽的香舍丽榭大街，令我神驰。有一次，我向他介绍鲁迅的故事新编的《理水》，对文中讽刺拄拐杖的学者和说话口吃的学者感到不解。我们揣摩这是对当时一部分留学生脱离人民大众的批评。我们回顾眼下许多留洋学者，抗战爆发后颠沛流离，辗转昆明，特别是今天又来到乡下生活，变化多大呀!吴惕生说:“这算是走出‘象牙之塔’，来到大众中间吧？” 那双聪慧的眼睛,在银边眼镜圆镜片后闪烁。

　　 在大普吉旁的陈家营，散居有黄子卿、闻一多、余冠英、华罗庚等教授家，可能还有其他一些人家。黄子卿先生的儿子黄志渊，也是我常去找的伙伴。他家藏书很多，通俗演义不少。我曾向他借过一套演义中的三本，不料还未看完，其中一本被我那时寄宿的亲戚家的一个朋友拿去看了，后来没有还我，人也找不着了，我无法向黄志渊交待。后来我借给了他三本书去看，算作补偿吧。当然，套书最怕缺册，这样的遗憾是无法用其它办法补偿的。

　　 乡间生活住久了，大人之间的交往也频繁起来。住在同院里的各家天天见面，过从甚密，自不待言。隔院的人也常互相串门。比如，住在惠家大院的吴达元、余瑞璜太太，时不时会过来看望我母亲；因为都是广东乡里，开口就讲广东话，往往人未到，声先行，十分亲切。余太太看见我床上放有一本《隋唐演义》，就借回去看，没过几天就还书来了，说好看，问还有没有下册?可惜这本书我不记得是怎么得到的了，当时就只有上册没有下册，我没法帮她再找到下册，对此我一直感到遗憾。

　　那时各家还经常做点小吃之类，互相赠送、品尝。抗战后期，父亲经潘光旦先生介绍，在昆明图书馆兼了一份差，每月可以得到几斗米，生活条件有了改善。母亲常拿米磨成米面，做广东糕点送人，其中最受欢迎的是“萝卜糕”，闻起来怪怪的，吃起来很香。潘光旦太太对人和善，样样为人设想，常从大河埂到梨烟村来串门，每次都带来一些江南小吃。任之恭太太和我母亲也常来往。1945年我们家先搬回城，任太太特地送来一笼屉热气腾腾的包子，为我们送行。

　　难忘一次大河埂聚会。主人是潘光旦太太，专门邀请李家院子全体家属，包括大人和孩子，去她家作客。那是一个独院，位于大河埂十字路口的西北角，座北朝南，院子北边是一座二层木楼，他们住在楼上，前面是院子。这一天，原本不大的院子挤满了人，小孩子更是闹成一团。潘太太准备了各种菜肴，大家自己动手做着吃。我还是头一次看到面筋是怎样从面粉中做出来的，感到新鲜和好奇。潘太太还事先向门前田主买下田里一茬蚕豆，这时发给每个小孩一个篮筐，领着大家到田里摘蚕豆。我们专捡嫩的摘，不管是生吃还是做菜，都特别香。这种抗战“牙祭”，既饱了大家的口福，还增进了彼此的友谊。这是同甘苦、共患难的友谊，是平等的真情，是战时艰苦环境的产物，这无论在战前或战后都是不多见的。

(四) 求师思奋进

　　大普吉清华研究所的大院里，住有汤佩松、戴芳澜、孟昭英、叶楷等教授和一批年轻的研究人员，职员。进入大门向右拐，紧贴院墙的一排房子，就是战时的清华图书馆了。馆长是潘光旦先生，父亲和马文珍先生是具体负责人，好象还有一位尹先生及其他人。说它是图书馆，其实就是一间没有割段的大房子罢了。里面约占总体4/5的空间是书架，摆满书刊；旁边过道放两张大办公桌，父亲和马先生各用一张。进门处约占总体1/5的空间是阅报处，中间摆了一张长条茶几，四周围了一圈沙发，这里也可当作休息室用，经常有许多研究人员来看报、喝茶、聊天。他们关心时事，时而高谈战局，时而阔论形势。除这间大房子外，还有几间工作室。大房子正对门有一单间，里面堆满了旧杂志和国外书刊广告，我曾经有好几次钻进去翻看国外旧画报。

　　记得我第一次来到这图书馆时，面对如此丰富的书刊资料，眼花十分缭乱。有一次我在父亲办公桌旁的书架上随手抽出一本硬壳书，是洪深写的剧本《五魁桥》。这是我第一次看剧本，对里面的对话体觉得新鲜。记得剧中讲农民受压迫起而反抗的事，我心想这是不是就是常听说的“普罗文学”? 还有一次，只有我一人在阅报处茶几旁翻看杂志，发现一本杂志里夹着一个没有封皮的小册子，标题是《评“中国之命运”》，还有一本杂志里夹着小册子《新民主主义论》,后来知道前者是陈伯达著，后者是毛泽东著。

　　我每次从大普吉图书馆出来，总喜欢抄近路，穿过陈家营，沿乡间小道回梨烟村。因此常常会碰上住在这里的教授们，慢慢地也就和他们认识了。有一次我从城里往回走，听见后面有汽车开来，就本能地往路边闪开。车子突然在我身边停下，有人从车窗探出头来，原来是华罗庚先生。没想到他冲着我说:“你是唐先生的小孩吗?住在哪儿?要不要送你一段?”我说是，告诉他住在梨烟村，他说:“好，可以在大石桥把你放下。” 于是招呼我上了车。那时华先生刚从英国回来，举世扬名。我下车后，看着汽车调头向北开去，心中充满感激之情，默念着他是那么出奇的平易和亲切。

　　又一次，穿过陈家营回家时，太阳已经西斜，看见闻一多先生在田埂上散步。他身穿长褂，面蓄美须，背后衬托着夕阳的霞光，缓步走来。闻先生那时除在大学教书和做研究外，还常到中学去开展学生辅导活动。我参加过他和光未然同志到我们中学开的诗歌朗诵会。光未然同志朗诵《阿细的先鸡》。闻先生朗诵艾青和田间的诗，热情地赞颂诗歌的人民性、战斗性，表明自己要和人民一起战斗的决心。此刻当我走到他跟前，向他行礼时，心中突然升起一个“行吟泽畔”的爱国爱民的伟大诗人屈原的形象，不知怎地突然产生一个念头，觉得他就是当代的屈原！

　　我还有机会一览潘光旦先生的书房，在大河埂他家的二楼上。座北朝南，北边墙上开了一个大敞窗，可以展望远山景色：一侧是螺峰山，因山上石头多呈田螺状而得名；一侧是铁峰庵，是一处建有庙观的名胜地。这也许就是潘先生为书房起名“铁螺山房” 的由来吧？看到潘先生的书桌、书架、书籍和马灯，不由得想起他那时发表的许多文章和诗抄，那些具有影响的民主政论，都是在这里辛勤笔耕出来的，不禁使我想到他那博学多才的学问家的睿智，想象着他沉思凝想做学问的样子，心中油然而生深深的敬意。

　　在枯寂的乡居生活中，我记得看过一场电影。一天晚上，在梨烟村北头一块打谷场上，扯起一块屏幕，放映从大普吉借来的一些科普资料片。各家大人小孩自带小板凳前来观看。一放映，傻了眼，是英文片，看不懂也听不懂。于是有人提议: 何不把杨家老大找来给大家翻译?不一会儿，杨振宁出现在屏幕旁。他身穿浅绿色美军夹克，双手插在夹克兜里，边看边翻，简单明了，轻快自如，到关键地方还作点解释。讲到水有软水、硬水之分，硬水因含矿物质，肥皂不容易溶解，需加热后变成软水，才可用于洗衣服。坐在我前面的杨武之太太听后，环顾左右说:“对啦！以后用井水洗衣服，得先热一热再用肥皂搓啊!”

　　1944年过去了，战局有了扭转。疏散人口逐渐返城，有的离开昆明，有的绕道印度出国远行。梨烟 村已风光不再，住户越来越少了。李家院子先是史蓁先生走了，继而搬进了赫崇本先生，他后来也走了。沈履先生在楼下住了几年，后来搬走了；楼上姚均先生一家接着搬进了城。这时，只剩下楼下的朱荫章先生一家和楼上我们家还住着，原本不大的院子顿时显得冷清、空荡。1945年中，我家也搬进城；三个月后朱家也搬进了城，清华人和李家院子的一段抗战情缘就此结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