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二·一”运动是继“五四”运动、“一二·九”运动之后，又一次学生运动史上的光荣运动。

　　 正如周恩来同志指出：“昆明的惨案就是新的‘一二·九’，五四青年运动未完成的任务，由‘一二·九’青年运动继承起来。‘一二·九’未完成的任务，由今天的青年运动继承起来”。

反动当局意欲独裁

　　 1945年，中国共产党作为伟大的抗日战争的中流砥柱，联合一切爱国者，组成了最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经过了艰苦卓绝的斗争，终于取得了抗击日本法西斯侵略战争的最后胜利。

　　 不料，国民党政府执意恢复一党独裁专政，违背全国人民意愿，蓄意发动内战。在美国的大力支持下，将大量美式装备的军队运往全国各日占区，接收日伪军装备，占领重要据点，为即将发动内战做准备。到1945年10月中旬，进攻解放区的国民党军队已达80万人。

　　 国民党蒋介石决心发动内战，决不能容许亲共的龙云地方势力及云南的爱国民主力量存在。乘云南地方部队大部开赴越南参加受降，昆明军事力量薄弱之际。10月，蒋介石派杜聿明率大军包围昆明，武力改组云南省政府，胁迫龙云就范，将之软禁于重庆。任命李宗黄代理云南省主席，关麟征为云南省警备总司令。改组后的云南省当局，秉承国民党政府意旨，仇视民主运动，决心镇压昆明的学生爱国民主运动。

　　 出乎反动当局的意料，在中国共产党的影响和支持下的昆明广大爱国学生，在反动派强大武力威胁下，并不退缩。爱国学生们在中国共产党云南地方组织的支持下，决定掀起反对内战、争取和平民主的新高潮。

“一二·一”惨案震惊全国

　　 11月22日，中共云南省工委负责人同西南联大党组织研究决定，联合西南联大、云南大学、中法大学与英语专科学校四所学校学生自治会，准备联合开展一次反对内战时事晚会，呼吁和平。经过联系，决定邀请钱端升、伍启元、费孝通、潘大逵等教授发表演讲。云南省政府当局得知消息后，立即采取措施，严厉禁止。但联大师生不妥协，决定11月25日晚在联大新校舍草坪举行反内战时事晚会。

　　 政府当局不甘心失败，在晚会进行当中，采取掐断电线、鸣枪、放炮等拙劣方式试图阻挠，但四所大学学生自治会准备充分，晚会正常举行。会场氛围非常热烈。费孝通先生激动地说“不但在黑夜中我们要呼吁和平，在枪声中，我们还是要呼吁和平！”听众高呼“用我们的声音来反抗枪声！”大会在反内战歌声中胜利结束。政府当局阻挠晚会的行径激起广大学生的愤怒，次日凌晨，联大民主墙、图书馆四周墙上，贴满了学生连夜赶制抗议书、呼吁书与罢课倡议书。云大、中法等校也在议论、酝酿罢课。

　　 声势浩大的罢课斗争使反动派惊慌失措，他们立即布署力量进行镇压。12月1日，从上午8点开始，特务们首先向云大进攻。10点左右，一百余名佩戴军官总队符号的匪徒和穿黄制服的特务蜂拥到联大新校舍，冲进大门，用石块、瓦片、木棍向联大同学雨点般打来。同学们高呼“保卫民主堡垒！”并英勇还击，打退了他们的进攻，还俘虏了一名特务。同学们随即紧闭大门，用桌椅等加强校门的防御工事。一个女同学爬上梯子，在围墙上高喊“中国人不打中国人！”丧心病狂的特务暴徒们大叫“打呀！”“杀呀！”向同学们冲来，一个特务竟掏出手榴弹准备投掷，正在这时，路过联大的南菁中学教员于再，英勇地向前抱住那个匪徒，但被推倒在地，轰地一声爆炸，于再倒在血泊中。特务们却叫嚷说：“打死的是共产党，救他的也是共产党！”当晚，于再在医院逝世。

　　 这时，另一路五十多个便衣打手，乘联大师院同学午饭时，闯入饭厅前院乱打，并丢了一颗手榴弹。同学们放下饭碗投入战斗。隔壁昆华工校同学闻讯也赶来支援，终于将暴徒赶出校门，这时灭绝人心的匪徒从门缝里扔进了两颗手榴弹，越墙赶来援救的昆华工校17岁的张华昌同学，当即被弹片击中头部，血浆迸裂，于第二天死去。联大师院18岁的李鲁连（原名荀极中），中弹负重伤后，在送往医院途中又遭特务拦路毒打，顿时气绝。师院女同学潘琰，胸部被炸伤，手指被弹片削掉，仍然奋不顾身上去抢救其他同学。特务竟用石块猛击她头部，还用铁条猛刺她的腹部，待同学赶来救她的时候，她已奄奄一息，当天下午死于医院，临终前还用微弱的呼声喊出：“同学们，团结呀！”四烈士就这样英勇地为民主献出了自己年轻的生命。

　　 这一天，联大工学院、联大附中、南菁中学师生也都遭到特务攻打。总计死亡4人，重伤29人，其中缪祥左腿重伤发炎后被锯掉。工学院教授马大猷路过联大校舍也遭特务殴打。这就是震动全国的“一二·一”惨案。

斗争的火焰燃遍春城

　　 政府当局的暴行激起了广大师生的斗争怒火。12月2日，罢课委员会为四烈士举行入殓仪式。从12月4日起，全市大中学教师400多人公开声明“无限期罢教，直到学生复课为之。”

　　 从12月4日起举行公祭，四烈士灵堂设在联大图书馆，四烈士画像前挂着“党国所赐”四个大字，墙上张贴、悬挂着千余副挽联、挽诗、吊唁文电，展出烈士血衣，控诉反动派的暴行。在一个半月公祭时间内，约有15万人次、700多团体参加祭奠，而当时昆明人口仅约30万。公祭共收到约3000多万法币。

　　 经过一个月的斗争，运动取得很大成绩。罢课委员会提出的惩凶、保障人身自由、取消非法“禁令”等复课条件，云南省政府当局都被迫公开口头表示接受。关麟征、李宗黄二人调离云南。联大、云大学校当局也在学生要求下，于12月23日召开记者招待会，正式公布“一二·一”惨案经过，表示抗议当局暴行。这也就打击了中央社对学生运动的污蔑造谣。特别是通过“一二·一”运动，已经在全国掀起了反内战、争民主的高潮，鼓舞了国民党统治区的广大人民起来和反动派作斗争，揭开了抗战胜利后学生运动的序幕。

　　 这时，云南省共产党按照“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策略原则，为巩固胜利成果，保存革命元气，进行长期斗争，决定暂时结束罢课，动员群众复课。12月25日，罢课委员会正式发表复课宣言，27日正式复课。

　　 1946年3月17日，昆明市学联举行“一二·一”运动的最后一次活动——四烈士的大出殡。这次活动客观上成为又一次控诉国民党反动派罪行的示威游行。昆明3万余名大中学师生和各界人士组成出殡队伍，佩戴黑纱白花，庄严肃穆走过昆明街头。沿途散发《为“一二·一”死难烈士举殡告全国同胞书》、《告三迤父老书》。下午，殡仪队伍回到联大本部，举行公葬四烈士仪式，闻一多、吴晗等教授作了悲愤讲话。至此，“一二·一”运动胜利结束。 （校史研究室 供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