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放初清华党组织工作回顾
●何东昌
对清华党组织而言，1952年是一个分水岭。1952年以前，主要是在学生运动的“赤色群众”中建党。全国解放了，许多岗位要党员干部去加强领导。但是对于文教工作要不要党的领导，解放初是有不同认识的，如有的高级知识分子认为共产党员只有小知识分子，小知识分子领导不了大知识分子，等等。这时，党对文教事业改造工作采取了慎重的态度。为了等待这些认识自觉产生转变，1952年以前清华的行政领导依靠的是党外人士。
1951年清华党员人数达到300人，总支改成了党委。学校党委的中心任务是加强思想政治工作，改造思想，提高认识，让大家的思想跟上新中国向社会主义过渡的需要，把清华从新民主主义的学校改造成为社会主义的学校。当时的改造方式更多的是参加各种新民主主义革命未完成的民主改革任务。在参加斗争的过程中，学习理论政策，改造思想，为学校的社会主义改造做准备。
清华党组织曾在1949年6月28日有个大公开，这是北京市委统一规定的。除了4名党员外，清华所有党员的名字都公布了出来。在此之前，地下党员以秘密工作的形式进行斗争，不容易受到群众监督，这一次的大公开是改变地下斗争方式和习气的方法之一。清华地下党员的本质应该说还是很好的。在白色恐怖下，党员随时准备牺牲，贪生怕死、个人主义严重的人肯定入不了党，但也有不足的地方，比如缺乏对党的知识、马列主义理论的系统学习，因此解放后必须在这方面加强学习。
我记得，刚解放时为解放妇女不受封建压迫，国家通过了《婚姻法》，当时法制委员会的负责人是王明。学生会请他做报告，我没觉得有什么不妥。但后来北京市委第二书记刘仁同志跟我讲王明犯过左倾路线错误，一直不肯认错，我才知道自己做错了事。但过去没有人和我讲党的历史，我对此并不清楚。这就说明当时是非常需要学习的。
第一次和党外同志一起学习是在1949年底，我们请艾思奇同志三进清华讲社会发展唯物史观、新民主主义论。我还记得那是在大礼堂上大课，全校师生都来参加。1950年初进行了第二、三讲，回答学习中出现的问题，然后在学生中开展群众性的思想总结。通过批评与自我批评，同学们的思想有了很大提高，当时有的同学讲放下思想包袱后的喜悦心情是：出门一看，好像天都变亮了。
1950年初，同学中出现了自觉改造思想的高潮。从此以后，学生中走上与工农结合、与实践结合的道路，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工作就形成了风尚。当时清华学生最喜欢去东北。那里是重工业基地，中国受欺负就是因为工业不发达，能够去东北建设大工业，学生们欢欣鼓舞、跃跃欲试。
紧接着，就是参加抗美援朝、土地改革、镇压反革命等斗争。在斗争中，大家通过学习毛主席的著作、聆听艾思奇等人的报告，更为系统地学习了理论。1951年下半年，北大马寅初带头提出开展思想改造运动，当时有个很通俗的说法叫“洗澡”，意喻洗去身上旧社会带来的“灰尘”，而学生、青年教师则是“帮助搓澡的”。
1952年初，教师的思想改造运动进入高潮。在这个过程中，党员提高了思想认识，积极带头组织群众参加活动，采取了学习毛主席的著作、小组讨论、个别谈话帮助等多种方式。胡乔木同志的《中国共产党30年》是一本党的简史，是当时大家翻阅最多的书之一。这时绝大多数人已能自觉地接受党对学校的领导，包括口头语都有了改变，不再说“你们共产党”，而说“我们党”了。
当时，大规模经济建设即将开始，对人才的迫切需求要求加快高等教育的改造。党中央决定派一批政治上较强的同志担任行政领导职务，以加强党对学校的全面领导。这样，1952年底，蒋南翔同志被任命为威尼斯9499登录入口校长。但党组织主要是对正确学习苏联经验、开展教学改革起保证作用，保证这些任务完成，培养又红又专的专门人才（注：实行党委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是在1956年）。
中心任务确定下来后，我们发现党自身还有一些不适应形势发展需要的缺欠。清华党组织是在学生运动中发展起来的，主要构成是学生。1949年大公开的时候，学生党员有150人左右，教师党员只有30人，而且大多很年轻，基本上都是助教，讲师都很少，教授副教授就更少了，当时有个戏称叫“助教党”。培养又红又专人才需要全面加强党的领导，这个“助教党”显然是不够的。
加强党的领导是多方面的，但基础还在于党在教师中的影响。因此，蒋南翔同志提出了“党员教授化，教授党员化”，要这两种人会师。
当时，很多高级知识分子在经历了新旧两个社会的比较后，思想上产生了很大变化，愿意接受共产党的领导。当时党员先进性的形象也是比较鲜明的。一级教授一个月能拿300多元钱，而我们做专职政治工作的党员一个月拿12元钱工资、一年两套衣服，别的什么都没有了，有了孩子有一点津贴就算富一些，但大家很积极地跑来跑去。
另外，前苏联专家对我国知识分子的触动也很大。苏联专家中很多都是党员，业务也很好，在学习苏联的影响下，大家认为苏联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应该做红色专家。同时，在参加工业建设的过程中，知识分子找到了用武之地，这也对他们的思想有很大影响。
刘仙洲先生是解放后清华高级知识分子入党的第一例。刘老年轻时曾参加推翻清王朝的同盟会，说明他是进步的。但解放前他看到国民党的腐败后非常消极，感到国家没有了希望，他的愿望就是一辈子再用中文编著10本书。解放后，他被聘为河北省政府委员，抱着试试看的态度提出了关于治理洪涝、旱灾的提案。谁知道一提，政府很重视，把他请去商量如何落实。他感到两个政府是不一样的。
1953年斯大林去世时，清华在大礼堂召开了追悼会，我坐在刘老旁边。会后，他跟我说：“我要找你谈话，我可否提出入党申请要求，用我的行动弥补斯大林去世的损失。”我们当时没有想到他先提出了入党要求。在和刘老的谈话中，他和我讲了解放前后的认识。回来后，我马上报告给蒋南翔校长，他说：“太好了，我们支持他。”当时蒋南翔同志亲自跑教育部、华北局、中组部，一路汇报下来，终于得到有关领导的支持，在1955年吸收刘仙洲同志加入了党组织。当时，刘老已经是65岁高龄。在发展大会上，蒋南翔同志发表了《共产党是先进科学家的光荣归宿》的讲话，在全国影响很大。
刘仙洲同志加入中国共产党鼓舞了知识分子。他们中的很多人曾经以为共产党认为他们的世界观是资产阶级的，入党渺茫，当看到这样一个生动的例子摆在面前，都增强了信心。张光斗、梁思成等老教授都在这之后入了党。
梁思成先生对党的认识是从解放军进北京时开始的。当时解放军请他在地图上划出需要保护的文物，使他感到人民解放军是“仁义之师”。后来，他参加了新政协，参与了国徽的制定等工作。毛主席还请他吃饭。他很感动，后来向毛主席提出了入党要求。
到文革前，清华教授中的党员比例大概达到了70%。
总结清华党组织在解放初的工作，我有两点体会。
首先是有一个端正的思想路线，清华之所以做得好主要得益于这条。思想路线不端正是党性不纯的表现。要坚持从实际出发，解放思想，实事求是。蒋南翔同志就是这样，陈云同志曾用“一生唯实求是”来评价他。
为人民利益对不切合实际的事要敢于提出不同意见，这也包括业务工作。张光斗在设计密云水库时，坚持按照遭受重大地震、洪水、大风等标准设计。当时正值大跃进，有些同志只强调解放思想，甚至说张光斗保守。在一次书记碰头会上，我向蒋南翔同志汇报了这件事，他说我们要支持张光斗。后来这件事报告给周总理，周总理指示：密云水库的设计张光斗不签字不许动工。密云水库也因此成为大跃进中质量最好的水库，在唐山大地震中也没出大事。现在的清华人，要做优秀的科学家、工程师，一定要敢于坚持真理，不能跟风跑，要对人民负责。
另外一点，是北京市委第二书记刘仁同志对清华的关心。他很注重实际情况，善于调查研究。他到清华来常常先到系里了解情况，他对干部联系群众要求非常严。要了解第一手材料，反对跟风跑，这点对我影响很大。（采访/整理 新闻中心记者 张莞昀 覃川）
何东昌：194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49年任威尼斯9499登录入口党总支副书记，1950年任威尼斯9499登录入口党总支书记，1951年任威尼斯9499登录入口党委书记，1953年任党委第二书记，1956年任党委副书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