院士心得：扎实的基础是成功之母

●徐旭常

《论语》说人生“三十而立，四十不惑”，做科学研究好像也应该这样，四十岁前总应该做点像样的东西。但是，我认真做科学研究却还是从１９７８年开始的，也就是说从４６岁才开始。这是以前的历史条件造成的，因为在这之前我在大学的工作是分配在教学队伍，要求我只是从事教学，没有条件进行研究工作。从１９５６年研究班毕业之后，老师们对我很看重，刚２４岁我就负责讲授９６学时的主要专业课“锅炉”和指导学生的课程设计及毕业设计。我觉得担子很重，就一心一意扑在教学上，认真备课，并经常向我系的老教师请教。我感到知识很欠缺，花了大量时间自学与我教学有关的基础知识和到制造厂及发电厂向工人技术人员请教，才慢慢感到对所讲的课程内容有了更深的理解。我刚感到能驾驭这门课，１９６２年又让我开始讲一门新课——“燃烧学”，这是我国热能动力专业第一次开设这门课，连一本完整的参考书都没有，只能翻阅有关的国外杂志和新出的文献以及到工厂去了解实际问题，还有就是向刚从苏联回国的老同学学习他掌握的国外最新知识，用来自不同想法和不同角度的原材料编写合用的新讲义。这样才一边理解和准备后续的讲课内容，一边就开讲才掌握不久的自编讲义。刚开出了这门新课，就开始文化大革命了，接着又到江西鲤鱼洲去种植了两年半水稻。这就是为什么我到４６岁才开始正式做科学研究工作的原因，当时也有不少同龄人有和我相仿的经历。

实际上正是由于我长期从事教学工作，要求掌握扎实宽广的基础知识，对我后来从事的专门项目研究有很大的好处，有助于我每开始一个新项目就能很快地进入角色、把握住要领、选择正确的研究路线并不断地冒出新的创意。我觉得自己比较能“坐得住冷板凳”，是和长期的训练有关系，就是因为长期从事教学，注意从基础上考虑问题，能安得下心来埋头苦干。

这种训练是从我的少年时代开始的，当时我在著名的省立上海中学上学，生活很清苦。高中是分科的，我选学了工科，要学习比较多的数学，还有机械制图、木工、铸工、车工等，课程很重，但大家都学得颇有兴趣，也学会了学习中的耐心和坚韧。解放前在中学里参加的不多的几次地下革命活动，使我目睹了旧社会中劳动人民的非人生活，觉得人生在世不能单纯追求金钱和名利，而要和劳苦大众同命运。成年后多次的思想教育活动，更使我懂得要把个人利益放在祖国和集体利益之下，要对损害社会利益的丑恶现象嫉恶如仇，而对待所承担的工作要踏实、耐心、不斤斤计较并一丝不苟地去完成。这是我所受的教育和尊奉的信条。

研究工作不能急于求成，更不能马马虎虎地交帐或满足于表面上看还不错的成果。不能用侥幸心理去安排实验和做数值计算。这些年来我深深体会到“科学研究贵在坚持”。要弄清楚一个学术上的想法，即使不能得到足够的研究经费，还必须坚持下去，却又常常会一做就是近十年或者十多年，当感到研究结果才有点意思时，却还觉得需要再做几年才能更完善些。我也体会到世界上有大成就的科技工作者大部分是不富有的，生活上是相对清贫的。像诺贝尔那样的大富的科学家实在是极少数。相反地，如果总想做个富有的人又同时在学术上很有名望，几乎是不可能的。这样的人应该去试试经商或者从事别的事情，也许能有些好成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