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钟书和杨绛：留学牛津的日子
两人在图书馆埋头用功，像书虫那样“饱蠹”
牛津在伦敦西北泰晤士河上游，它没有都市的繁华喧嚣，风景幽绝，古朴淡雅，别具一种小城的静美。
钱钟书到牛津，入埃克塞特学院攻读文学学士学位。阿季（杨绛原名杨季康）本打算进不住宿的女子学院研修文学，但接洽入学时攻读文学的名额已满，要入学只能改修历史。她不愿意，于是决定不入学院，而在牛津大学旁听几门文学课程，自修西方文学。
阿季和钟书在校外租得一间较大的房间，做卧室兼起居室，窗临花园倒也幽静。房主姓金Mr.King，提供三餐和下午茶，房间卫生由老金的妻女负责打扫。
钱钟书是我国庚款留学的公费生，在牛津却是自费生（commoner），自费的男女学生都穿一件黑布背心，背上有两条黑布飘带。男生还有一只硬的方顶帽，但谁都不戴。领奖学金的学生穿长袍。牛津女生都戴软的方顶帽子。在牛津小城街上到处可见穿黑布背心的学生，这道街景曾使阿季当时心里难受，有失学儿童之感。她因不忍心向已患高血压的父亲开口要钱交付牛津昂贵的学费和导师费，宁愿做一名旁听生，听几门课，到大学图书馆自习。
学期开始以后，钟书也领得一件黑布背心。在牛津两年，他常穿着这种有黑飘带的黑布背心去埃克塞特学院课堂上课，到学院食堂吃晚饭。牛津规定，学生每周必须在所属学院的食堂吃四五次晚饭。吃饭，就证明这个学生住在学校。吃饭比上课重要。饭费较贵，因钟书有家眷，照顾阿季，他只需每周吃两顿饭。
亏得杨先生手勤心细，对于钱先生任何有纪念意义的物件都收藏保存得那么好。钱先生穿过的这件黑布背心，虽然随着主人屡经战乱炮火，流徙迁移，六七十年后竟还完整如昔。2003年初国家博物馆为筹备百年留学历史文物展，杨先生不仅提供了杨老先生与南洋公学留美同学在美国的合影，亲笔誊录了荫杭先生的题记；提供了他们夫妇留学时拍的许多照片；还拿出宝贝的牛津黑布背心，慷慨捐赠给国家博物馆。
阿季没有和钟书一起上过课，阿季上的课，他都不上，他有他的必修课。但他们在不上课的时候，两人一起上图书馆。旁听生没有作业，不作论文，不考试，有更多可以自己支配的时间。阿季从没享受过这等自由，正好把大部分时间都用在图书馆读书。
牛津大学总图书馆名Bodleian Library，钱先生译为“饱蠹楼”，藏书五百万册，手稿六万卷。两人在这里埋头用功，确有点像书虫那样饱蠹。
牛津大学图书馆的图书向例不外借。临窗有一行单人书桌，阿季就占据一张桌子，自己从架上取书来读。读不完的书留在桌上，下次来接着读。在图书馆读书的学生不多，环境非常清静，阿季的心态也平和宁静，她给自己订了一个课程表，英国文学从乔叟开始，一个一个经典作家按照文学史往下读。主要作品一部一部从头到尾细读。代表作外，也读有关的评论。
牛津大学图书馆的经典作品以十八世纪为界，限于十八世纪和十八世纪以前。据说这样规定是因为他们认为十九世纪的文学作品算不上经典。“但十九世纪的狄更斯、萨克雷等大家，在我们心目中都是经典”，杨先生说。“二十世纪的作者比十九世纪多，越近代，作品越多。这类书都是从牛津市图书馆借的，借到就读，不能按着文学史的先后读了。戏剧、诗、小说，各大家至少看代表作三四部，有的能借到就全看。Bodleian经典作家的评传（馆中也没有后人写的），能借到或买到就读。回上海后以及1949年再到清华，能到手就补读。”
杨先生说：“法国文学也是如此，我们都按文学史先后一个个读。莫里哀的戏剧差不多全读过。我最不喜欢司汤达的《红与黑》，不自然，但其他作品比此书可读。也读两三本小作家的书，如拉康特、梅里美等，轻松，但少分量。卢梭的自传《忏悔录》，至今未能读完。他的《新爱洛绮丝》、《爱弥儿》等都读过。巴尔扎克不甚喜欢，也读了不少。左拉也读了好几本。”
我曾问杨先生：在牛津和巴黎，与钱先生都学西方文学，读同一方面的书，两人相互交流吗？杨先生答：“交流很多，十分相投，除了我读不懂的哲学和文艺理论书，我们总交流彼此的意见。”又说：“我们文学上的‘交流’是我们友谊的基础。彼此有心得，交流是乐事、趣事。钟书不是大诗人，但评论诗与文都专长。他知道我死心眼，爱先读原著，有了自己的看法，再读别人的评论或介绍。他读到好书，知道我会喜欢的，就让我也读。”
杨先生告诉我，她“有些小小的‘歪学问’，常使钟书惊奇”。她说：“一次钟书把我背的词和他刚读到的对比，一字不错，就在日记上说我想‘胜过’他呢。当然是胡说。我读了诗话，苏东坡‘众星烂如沸’句，被诗话作者打杠。我不服，钟书和我所见恰好一样。我读雪莱诗，有一句也是‘鸟鸣山更幽’的意思，他十分赞成，也记在日记上。现在《管锥编》里还存此句，但未提我名。”
杨先生白天除了上课，就在图书馆读书。白天读外文书，晚上在家读中文书。他们带了一箱子中国旧书，还有笔、墨、砚台、字帖到牛津。两人比赛谁读的书多，年终结算。1935年终统计结果，两人所读的书册数大体相当，实际上钱先生读的全是大部头的书，阿季则把小册子也算一本；钱先生读的中文书全不算，阿季全算。钱先生在日记中写道：“季承认自己‘无赖’。”
钱先生读的中外文书其实要多得多，有的书看几遍。他的体会是：“一本书，第二遍再读，总会发现读第一遍时会有许多疏忽。最精彩的句子，要读几遍之后才会发现。”他不仅读，还做笔记。先是在牛津大学图书馆边读边记，因为那里的图书不外借，只准带铅笔和笔记本，书上也不许留下任何痕迹；所有的笔记都是回家经过反刍后写成的。杨先生读书笔记做的不多，所读的书中虽包括几本薄薄的小册子，不过有的书像诗集、诗话等，也是翻来覆去读几遍的。
杨先生爱读诗，中文诗、外文诗都喜欢，也喜欢和钟书一起谈诗论诗。他们常常一同背诗玩儿，并发现如果两人同把诗句中的某一个字忘了，怎么凑也不合适，那个字准是全诗中最欠贴切的字。杨先生说：“妥贴的字，有黏性，忘不了。”
牛津最大的好处是保留着书院式的导师制，一个导师带一两个学生的教授法，逼得学生非用功不可。导师是学生入学时由校方指定的。钟书的导师名叫布瑞特·斯密斯。
钟书在班上，第一年训练作文，师生一对一地教学，导师对学生要求非常严格，亲自为学生批改作文，要求清楚、简约，不要印度式的堆砌。论文要有未经人道的新见，所以论文往往选僻题，选（没人研究过的）小作家。如此严格的训练使钱钟书获益匪浅，于他后来英文的用语典雅精致，挥洒自如，不无积极影响。
自己打造出的快乐天地
在老金家住，不需自己开伙，少了许多家务，阿季每天抽空练字。从国内带来笔墨却没有纸，就在房东送的代餐巾的纸上练。英国朋友、诗人燕卜荪来访，见阿季临帖，甚欣赏她有此雅兴。钟书起先学郑孝胥体，一撇撇得又粗又长，很难看；后见阿季临麓山寺碑帖，也改临麓碑。
钟书自称从小拙手笨脚，混沌不开，两人的小家由阿季主持。阿季虽然向来庇荫母亲膝下，从不曾管家理财，但宽打窄用，从未向钟书闹过饥荒。钟书佩服得不得了，把财政权全部重托。阿季记的账，他从不看。但见了好书，就忍不住要买。阿季怕书多了难以带回，只说等下次吧。有时，“下次”书就卖掉了。他气得在日记上发牢骚：“妇言不可听。”沦陷在上海时家里最穷，但阿季记账总有多余，就给钟书做猪八戒塞在耳朵里的“衬钱”，让他买书。他经常只讨几文“衬钱”。
牛津不像伦敦那样多雨多雾，晴和之日较多。阿季和钟书每逢好天早晚都外出散步。除了牛津大学公园、附近荒僻静处，他们专挑没去过的地方。闹市郊区，大街小巷，教堂住宅，店铺邮局，一所所学院门前全走个遍，观光加探险。路上碰见邮递员，就把国内来信当面交付给他们，这时往往有小孩一旁等着，很客气地向他们讨中国邮票。
阿季出国后，想家想得厉害。她每周寄信，每周接到家书，但一封信路上要走好久，接到总是前一信的回信。接读家书是阿季最开心的事，爸爸亲笔写信，妈妈亲笔附上几句，阿七阿必两个妹妹也没头没脑地合写一小纸。
钟书很羡慕阿季家人间浓厚的亲情，她的家书亲切有趣，他总要读；阿季给家里写信，他也附几句。钟书的家书比阿季少得多，有时阿季得三封，他才得一封。他的家信没有说笑的，家中只有严父手谕，都是谆谆教诲学养之道。母亲从不写信，三弟偶尔一封。牛津大学放假多，假期长，学生们一到放假都走了。中国留学生也离开牛津，各处走走。只有钟书和阿季，整个学年留守牛津，假日也坚持读书。
牛津多的是英国贵族中学毕业的富家子弟，开学期间也不守校规，夜晚翻墙出去饮酒作乐。所以每个学生有两位导师：学业导师和品行导师。钟书的品行导师省心，不过是常请钟书和阿季喝喝下午茶，说说话而已。
牛津大学有中国留学生联谊会，阿季和钟书到达之初，曾加入联谊会，没有什么活动，一年后不再参加。联谊会主席杨宪益年岁小，人称小杨，在默顿学院学古希腊罗马文学。他是中国学生中唯一能和老外打成一片，一块儿喝酒淘气的。阿季和钟书在牛津与小杨来往不多。联系较多的中国同学只有俞大缜、俞大絪姐妹，也不过一起喝喝下午茶，交流些学习或生活情况。
钟书的饮食习惯比较保守，英国的奶酪、牛排、浓汤，不合他的胃口和心，如他在诗中所叹“嗜膻喜淡颉羹浑，夷味何能辨素荤”。老金家的伙食开始还好，渐渐地越来越糟。阿季担心锺书吃不饱，自己食量小，凡是他能吃的都省下一半给他。钟书饿得脸黄肌瘦了，阿季心想，需要改租一套带炉灶炊具的住房，自办伙食，改善生活，让钟书吃饱吃好。
阿季开始并不与钟书商量，只悄悄寻觅报纸广告，自己跑去找房。看了几处，都远在郊外。一次散步“探险”到牛津大学公园对街高级住宅区，偶见花园路的瑙伦园风景胜处，一座三层洋楼贴有招租启事，再去看时告示不见了。阿季不甘心，独自一人闯上门去碰碰运气。房主达蕾女士不说有无房子出租，只把阿季上下打量一番，又问了一些话，就带她上二楼看房：一间卧室，一间起居室，两间屋子前面有一个大阳台，是汽车房的房顶，下临大片草坪和花园。浴室厕所专用。厨房使用电灶，很小。这套房子与本楼其他房间分隔，由室外楼梯下达花园，另有小门出入。
阿季问明租赁条件，第二天就带钟书来看房。这里地段好，离学校和图书馆都近。环境幽雅，门对修道院。钟书看了房子很喜欢，他们就和达蕾女士订下租约并通知老金家。新年前后迁入新居。
日常需要的食品，阿季和钟书多半在上图书馆或傍晚散步时，路过商店订购，店里按时送货很方便。达蕾女士租给的家具用具中，包括炊具餐具，两人很快学会使用电灶电壶。
钟书一向早睡早起，阿季晚睡迟起。住入新居的第一天早晨，从同学那里刚学会冲茶的钟书大显身手，他烤了面包，热了牛奶，煮了“五分钟鸡蛋”，冲了又浓又香的红茶，还有黄油、果酱、蜂蜜，一股脑儿用带脚的托盘直端到阿季床头，请她享用早餐。阿季又惊又喜，没想到“拙手笨脚”的钟书能做出这么丰富的早餐！钟书得到夸奖也很高兴，从此两人的早餐便由锺书负责制作，这个传统以后竟持续到老。
自己有了厨房，他们玩儿着学做饭、炒菜，试做红烧肉，咸炖鲜，由失败到成功。阿季“卷袖围裙为口忙，朝朝洗手作羹汤。”她把做午饭作为她的专职，钟书只当助手。自理伙食虽然花费一点心力，也增加不少情趣，特别是钟书有了中式饮食，吃得饱了，快活得只想淘气。他趁阿季午睡用浓墨给她开花脸，就是这段时候。
搬家以后，免除了两人生活在一间屋里的不方便，阿季也很称心。
阿季渴望有点音乐，钟书的四言诗有句“欲调无筝，欲抚无琴”；“咏歌不足，丝竹胜肉”……说的阿季吧！爸爸应阿季的要求把《元曲选》寄到牛津，阿季自己唱唱过瘾。她教钟书唱，他很能学，但他爱插科打诨，一面读一面自己表演，笑得打跌。
阿季和钟书这段时候很快活，好像自己打造出了一个天地。
快活的天地有时也出点意外，不过富于人生智慧的阿季总能想出办法，巧妙地化险为夷，难怪钟书对她佩服得五体投地。
1936年初春的一个早晨，钟书去学院上课，阿季送他出门，忽然一阵风刮来，把房门嘭的一声碰上了。糟糕！房门钥匙锁在屋里，她回不去了。怎么办？找锁匠开门，费用高昂不说，她身上也没有一个钱。她转到楼背后的花园，园丁正在修剪树枝草坪，有一架二三十级的长梯。阿季请园丁把长梯挪到阳台边上，她爬了上去。
阿季又细细观察：门是很厚的木门，门框上方有一扇镶嵌玻璃的小横窗，窗口开着个两寸多宽的缝，往后推推，可以开大，只是太高，阿季够不着。阳台上有只木箱，阿季站上木箱，真是“情急智生”，把脚一蹬，来个侧蹿，居然左手搭上气窗下沿。身子站直了，脑袋就可顶开气窗，脑袋进去了，上半身也进去了，下半身怎样进屋的，自己也不知道了，反正她钻进卧室了！
外间客厅中间的桌子上，一串钥匙好好地放在桌子正中，阿季赶忙拿来拴在腰带上，不敢再和它分离。钟书下课回来，家里一切如常，好像什么也没有发生过。
听杨先生讲完这个故事，我心想好惊险啊！如果不是阿季从小淘气上树爬绳，练得身手矫健，今天这事还不知会怎么收场！
又一次，两人忽发兴要在使用较少的起居室喝下午茶，说说笑笑一会，钟书要上课，忙着出门了。阿季一人坐着，只觉头晕没劲，昏昏地倒在沙发里了。忽闻着像是有点什么味儿，心想这是煤气中毒了，狠命从沙发中爬起，打开窗户，只觉怦怦地心跳，当时钟书已出门上课，不知阿季那时多么危险。事后找房东，达蕾女士一个劲儿地道歉，原来煤气管道老化，有点泄漏，立即找人来修。
杨先生回忆说，在牛津的第一学年是她最用功读书的一年，除了想家想得苦，也是她生平最轻松快乐的一年。
其后，钟书考试完毕，他们决定出游度假，到伦敦、巴黎“探险”去。他们和达蕾女士约定假后还回来，行李寄放她家。
这是他们自到牛津上学后第一次远游。这个暑假，钟书的堂弟钟韩去德国和北欧实习了，不在伦敦。他俩自己四处“探险”：由阔气的东头到贫民麇集的西头，由圣詹姆斯公园到海德公园，动物园到植物园，从特拉法广场到旧书店。他们也会见了一些在伦敦的中国同学。
到巴黎，中国同学更多，阿季和钟书还没来得及和老同学、朋友们畅快交流，就匆匆一起去瑞士日内瓦参加1936年7月召开的第一届世界青年大会了。钟书当代表，是政府当局由国内拍电报来指派的；阿季呢，是经友人介绍而认识的一位在巴黎的中共党员，邀请她当中共方面的青年代表。他俩随共产党的代表一起活动。开会前夕，同乘夜车赴日内瓦，他俩和陶行知一个车厢，三人一夜聊到天亮。
开会期间，重要的会议，阿季和钟书都参加。按理，大会代表中国青年发言的，该是国家特派的代表，但钟书不爱做这类事，就把他写的中国青年向世界青年的英文致辞交他人上台去念。
可溜的会，阿季和钟书一概逃会，到处“探险”。两人曾异想徒步绕行莱蒙湖一圈，后来发现湖面越走越宽，根本没有可能，于是放弃。
“我不要儿子，我要女儿——只要一个，像你的”
阿季怀上孩子了，回牛津途中，开始“病儿”（无锡话，儿，读如倪。北方称“害喜”），头晕。同车厢的加拿大女代表把阿季抱了横卧她膝上，另一女友来往车厢，用打湿了的大手绢冰阿季的额头。代表们称阿季“That Chinese little girl”，对她爱护备至。钟书和阿季觉得加拿大人兼有法国人的热情和英国人的诚挚。
到巴黎，逗留了一段时间。阿季在清华同班上法文的盛澄华，此时在巴黎大学研究法国文学，听说阿季和钟书有意到巴黎大学攻读学位，建议他们赶快注册入学，因为读学位需有两年学历，而巴黎大学不像牛津，没有每周“吃饭”证明本人在校的制度。他们就委托盛澄华代为办理注册入学手续。1936年秋季开学，两人虽身在牛津却已是巴黎大学的学生了。
重返牛津，达蕾女士因为另一家房客搬走了，为他们换了一套大一些的房子，浴室有大澡盆，用电热水器。
秋季开学，钟书按规定经过一学年的严格治学训练，着手撰写学位论文。钟书最初拟定的题目是《中国与英国文学》，并已写就提要，但导师不通汉学，不懂得这一研究课题的重要及其价值，未予许可。钟书不得不将研究范围大大缩小，论文题目改为《十七世纪及十八世纪英国文学里的中国》。
钱先生的学位论文写成后，几经修改，获得通过，打字装订成册，收藏于牛津大学图书馆，编号为MsB.litt.d 288。抗战期间，钱先生任教昆明西南联大时，曾将论文打印稿交给同在昆明的大后方大学图书馆总负责人、《中国图书季刊》主编袁同礼一阅，后分三期发表在1940、1941年出版的《中国图书季刊》上。2004年10月，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为出版《钱钟书英文文集》，曾派员到牛津大学图书馆查阅钱先生论文原件，未能寻见。据说英国女王于1986年10月访华前，曾调阅此件。
钟书的潜心研读，下苦功夫，并没有影响他对怀上孩子的阿季格外关心和体贴。钟书学做家务，分担一些劳动之余，也说点痴话；他对阿季说：“我不要儿子，我要女儿——只要一个，像你的。”
1937年春，钟书早早的就到牛津妇产医院为阿季订下房间，预约接生大夫。女院长问：“要女大夫？”钟书答：“要最好的。”女院长推荐了斯班斯大夫，他住在阿季同一区内，房子在很美的花园里，诊所就设在家里。阿季定期去检查，开始每月一次，后来两周一次，步行来去，不过十来分钟，很方便。斯班斯大夫略一计算阿季的预产期，估计婴儿将在国王加冕大典那天诞生，对她说：“你将生一个加冕日娃娃。”
可是超过预产期快一周了，还没什么动静，大夫让住院观察。5月18日清晨，分娩有迹象了，钟书忙陪阿季乘了汽车住进医院。阿季开始阵痛，但不厉害。她躺着看完一本小说，钟书又来陪吃了午后茶，已回去。阵痛还很悠缓，医生给打了一针，让她睡过这晚。19日，阿季竭尽全身力气也无法使婴儿出生，医生不得已对阿季施了麻醉，用产钳把婴儿夹了出来。因为缺氧，婴儿已憋得浑身青紫，是护士使劲拍拍拍，才把她拍活的。
护士们说，这是牛津出生的第二个中国婴儿。可能斯班斯大夫的产钳夹红了她的脸，她感到委屈，虽然死而复生，哭得特响。护士们因她啼声洪亮，称她Miss Sing High；阿季后来为女儿译意为“高歌小姐”，译音为“星海小姐”。
不过此时阿季因为用力过度又闻了麻药，全身疼痛，昏昏欲睡，什么也顾不上。钟书这天来看阿季四次，公交车不能到达，他步行来回。上午他来，知道得了一个女儿，正合他的心意。想看望阿季，医院不准许。第二次来，知道阿季麻醉，还没醒来。第三次见到了阿季，昏昏地睡，无力说话。下午茶过后，钟书又来，阿季已醒过来，得知他已来回走了七趟，怕他累坏，让他坐汽车回去。
护士特为钟书把娃娃从婴儿室抱出来给爸爸看。钟书看了又看，高兴地说：“这是我的女儿，我喜欢的。”阿季记住了钟书的“欢迎辞”，女儿长大后，阿季把爸爸的“欢迎辞”告诉女儿，她很感激。
来源：文汇报 2008-10-11
摘自《听杨绛谈往事》 吴学昭著 三联书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