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数千年的文明发展史中，中国人创造了悠远博厚的中华文明。仁爱思想始终是中华文明最具优先性、通贯性的核心价值，至今仍在影响中国人的精神气质和行为选择。
仁爱的文明原理，使中国始终尊重基于各自不同特性基础上的独立自主发展，又具有如同天地一样的文明的巨大包容性，重视相互之间的融合发展。这解释了中国历史上为何多次发生民族大融合，而没有引起过一次文明的冲突，更没有发生过宗教战争。透过仁爱的“道德律”，外界或可读懂中国不搞国强称霸的必然性，以及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的决心。
“仁者爱人”是“极高明而道中庸”的文明智慧
中国文明传统将周公与孔子并称，因为其历史贡献都关联礼乐文明。周公制礼作乐，集夏商周三代礼乐文明之大成；孔子将礼乐制度背后的精神即文化价值显豁揭示出来，这就是“仁”。
从中国考古发现看，礼乐文明的累积不止于夏商周三代，更早在《史记·五帝本纪》所记载的五千年前，如再往上追溯礼乐文明的发生则在八千年前。所以“仁”的文化价值不是突如其来、从天而降的，而是在五千年前甚至八千年前开始的礼乐文明的深厚累积基础上揭明。
内在的“仁”与外在的“礼”形成内外相交养的关系。在中华文明看来，人之为人所在，人禽之别也正在于“仁”与“礼”。
孔子解释“仁”为爱人，中华文明对于“仁者爱人”的理解，首先体现为对父母的爱与孝敬、对子女的慈爱、对同胞兄弟姐妹的爱。对家人的爱是起点，但不能停留或封闭于此，而要由近及远不断往外推扩，即孟子所说的“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孔子说的“泛爱众”，由此再推扩就是对国家的爱。
从爱家人到爱他人，再到爱国家的由近及远推扩过程，体现了悠远博厚的古老文明“极高明而道中庸”的智慧，是先要在天性之上厚植德性的根本，也就是孝悌为“仁之本”，然后由孟子所说的孝悌的“等差之爱”来达到普遍之仁爱。
透过“仁者爱人”，不难发现中华文明对于“仁”的理解，一定是放在人与人之间具体、有机的关系之中。《说文解字》解释：“仁，亲也。从人，从二。”一人就无以为仁，这里的底层逻辑就是“一阴一阳之谓道”。这种仁爱观与西方社会契约伦理有着本质不同，后者的底层结构是抽离了所有具体关系后原子式的抽象个体，这决定了西方社会契约完全是建立在抽象基础上的，这固然带来效率，但因有机性、内在共同体性不足而影响其长久性。
在西方，right一词用来表示个人权利完全是现代性的产物，right在现代之前的古典时代表示“正确”，即德性。近几十年来，西方政治哲学已在反省和批判将right由古典的德性降为现代的权利的后果。
个人权利背后的预设是个体的欲望，而现代性的奥秘在于不断制造各种欲望和需求从而形成新的消费市场，所以权利并非处于最高阶，德性比以欲望作为底层结构的权利更为高阶。因此，在探讨应如何让仁爱观念与现当代个人权利意识更好结合这一话题时，中华文明的仁爱思想可以给西方社会契约伦理的抽象性增加具体关系的有机性，尤其是更深层的天人相应性。
仁之德性，可以给西方现代个人权利意识以及底层的欲望，增加以天理制约人过度欲望的德性新规定，以“仁”来涵摄、超越西方社会契约伦理与个人权利。这就是孔子所说的“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
秉持仁爱观的中国不会搞国强称霸
仁爱的文明原理，使中国始终尊重基于各自不同特性基础上的独立自主发展，即“乾道变化，各正性命”，又具有如同天地一样的文明的巨大包容性。《周易》的坤卦谓“君子以厚德载物”，暌卦谓“君子以同而异”，重视相反相成、相互之间的融合发展，这就解释了中国历史上为何多次发生民族大融合，而没有引起过一次文明的冲突，更没有发生过宗教战争。
中华文明强调王道以德服人的道义性，强调仁者能以大事小、能兴灭继绝。这种思想认识使中华民族对外从来不搞国强称霸或殖民掠夺，仁爱、和平、包容是五千多年来一直追求和传承的理念。
习近平总书记曾指出，“中华民族的血液中没有侵略他人、称王称霸的基因，中国人民不仅希望自己发展得好，也希望各国人民都能拥有幸福安宁的生活。”中国领导人的论述，清晰阐释了中国的发展道路与对外交往原则，与仁爱思想是高度契合的。
仁爱思想深刻影响着中国对当今世界国家间关系的理解。中华文明认为，克己复礼为仁，仁全面体现于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全过程，“治国”就是处理国家利益，“平天下”就是处理人类利益，“明明德于天下”的当代意涵则表现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面对主权国家与全人类利益之间的一些矛盾，首先不能不讲主权国家利益，否则就会陷入空想的政治浪漫主义而不能持久。其次，不能只顾本国利益、追求零和博弈的利益最大化，而是要合理照顾到各国、各方利益，使各方利益皆得其宜而成为利益共同体。全人类利益不是抽象的，各国、各方利益皆得其宜的整体利益、长远利益有机地结合在一起，才是真正的全人类利益，这就是《周易》“利者，义之和也”的理念以及中正之道。
贯通天地人，“仁”字诠释真正命运共同体
仁作为“理一分殊”之“一”，一以贯之于处理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等各种关系，即中华文明所讲的贯通天、地、人。仁之为“一”，也是“道生一”之“一”，即仁者人也。仁作为“人道”，根本上来自于“天道”的超越性，即人道取法天道的“天人相应”之道。
以人与自然的关系为例，从强调“亲亲而仁民，仁民而爱物”，到最终达到“仁者，以天地万物为一体”，中华文明的仁爱观一气贯通，具有有机的全体性，是各个层次共同体的建构。
两千多年前的《礼记·月令》中，详细记载了因应四时节令的变化，对自然界万物取用有度，对于取用者通过祭祀表示回报。中国传统的祭礼，首先是祭祀自己的祖先，其次还祭祀历代有功、有德于国家、民众者，祭祀人类所取用的自然界的万物，如天地、川泽、山林等。
这一切都凝聚在“天地君亲师”这一祭祀传统上，这最早在《荀子》中被认为是礼的三个根本：“天地者，生之本也；先祖者，类之本也；君师者，治之本也。”
敬天祈福盛典。中新社发张子秋摄礼三本的“本”，同时与“报本”的“回报”的文化价值观联系在一起。西方基督教是拜上帝，传统中国则是天子代表天下隆重祭祀天地，地点包括今天的天坛、地坛。祭天地的郊祭之礼最为隆重，其文化意义在于“郊之祭也，大报本反始也。”(《礼记·郊特牲》)中国重师道，“一日为师，终身为父”，祭祀先师是在从首都到全国各地的孔庙(也称文庙)。武侯祠、关公庙等则是祭祀文臣、武将。
中华礼乐文明之祭祀“天地君亲师”，是真正的命运共同体的凝聚，其将天地放在首要位置。对于天地报恩的文化价值观，真正让人与自然成为有机、可亲的生命共同体，这就超越了西方现代环保主义外在、冷冰冰的机械论，与之相比更为深沉而有效。
编辑：袭润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