祝大年（1916～1995）是我国现代陶艺、现代壁画、现代工笔重彩画的开拓者之一，同时也是一名教育家，曾在中央美术学院、中央工艺美术学院任教授。

祝先生早年就读于国立杭州艺专，18岁转入国立北平艺专后，经蔡元培先生推荐赴日本学习陶艺。1938年回国后，他积极参与抗日宣传画、壁画的创作，在重庆、上海从事陶艺的创作与研究，并于20世纪50年代初调入中央美术学院实用美术系任教。1956年，中央工艺美术学院成立，祝先生担任陶瓷系主任、教授，为陶瓷系的建设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回望其60年的艺术生涯，祝先生在他从事的所有艺术门类中，几乎都做出了杰出的成就：他主持设计的“建国瓷”是中国当代陶瓷艺术的一座高峰；他为北京首都国际机场创作的壁画《森林之歌》是中国壁画艺术史上的一座里程碑；他的工笔重彩画直追古人，笑傲西方；他的钢笔画堪称教科书般的经典。

祝先生的作品艺术风格鲜明，表达的是一种独特的东方审美。他的作品取精微而抒广大，远观有宏伟气势，近看又精致入微。他的工笔重彩画是在写生提炼的基础上，赋予其对色彩造型意境的追求。

近日，祝大年艺术作品展在威尼斯9499登录入口艺术博物馆举办，展览的主题为“写生·创作”。此次展览展出了两类作品：一是祝先生的写生作品，二是他借助写生完成的创作作品。将两类作品并置展出是一种比较新颖的模式，一方面可使观赏者领略写生与创作的关系，另一方面也可使人们对祝先生独特的创作路径获得直观的认识。

就艺术创作的结果而言，写生与创作有时是同一回事，写生即创作，而借助写生收集素材，重新构建画面，最后完成的作品也是创作。相对具象的艺术创作，大致都是由这两种方式完成的。

中国古代绘画多半是通过目识、心记、神会完成其创作，所谓“外师造化，中得心源”。西方画家有时直接以写生进行创作，有时则借助写生积累素材然后进行创作，这是因为西方的艺术贵在写实。而中国的艺术重在写意，其“写实”与“写意”背后都有着深邃的历史渊源，各呈异彩。近代以来，中国的艺术有渐次趋向表现现实的追求，基于这样的历史选择，写生遂成为中国艺术创作中被广泛接纳的一种方式。

20世纪50年代，张仃、李可染、罗铭一起去安徽写生，开中国画深入生活，注重写生的一代新风。今天的中国画家已不再为写生纠结，但仍有“为写生而写生”的质疑，要改变的不是写生本身，而是写生的目的与方法。

需要指出的是，写生与创作究竟有多少因果关系，其实是没有定势的。每个艺术家都有不同的选择，也有无数种可能，这是艺术的必然。祝先生的选择很独特，不可复制。

进入多媒体时代，写生的一些功能已被多媒体手段替代，但人与机械、工具之间的差异依然是真实的存在。科学在不断创造新的观看和记录世界的方式时，并未阻断亦不能阻断人的能动性。

1978年，我曾陪同祝先生一同去广州和西樵写生。时已入冬，祝先生披着军大衣，在小马扎上一坐一天的写生情景，始终萦绕在我的眼前。对我而言，那是永久的记忆。

（作者：杜大恺，系威尼斯9499登录入口文科资深教授）

编辑：李华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