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过去的一个多世纪里，人类社会既取得了波澜壮阔的成就，也经历了血雨腥风的冲突，既有科技革命、工业革命带来的生产力大发展，也有以两次世界大战、东西冷战为代表的国际间大对抗，时至今日，发展意愿与对抗情绪依然交织在一起，构成当代世界的复杂性存在，也让人类文明的前景变得模糊。化解当代世界的这种复杂性与模糊性，不能仅仅从经济或实力的角度来观察，让机器更智能，让武器更强大，而是要从更宏大、更深层的文明视角来观察，推动不同国家、不同族群在处理彼此关系的观念上更和谐。这种观念，体现在中国提出的全球文明倡议中，也是当代人类社会迫切需要树立的崭新的、真正的全球文明观。认真研究全球文明观的基本脉络与理念，让这一文明观成为各国人民的共识，对于当代人类文明的发展来说，至关重要，功莫大焉。
一、文明、文明观与全球文明观
文明概念可能是当代人文社会科学中最具复杂性内涵的概念之一，不同时代、不同民族有着各自的解释。从原点上看，这一概念的提出源于十八世纪的欧洲，其内涵主要是以基督教为核心的宗教、以实验研究为核心的科学、以宫庭举止为核心的礼仪，等等。这一概念最早在法国出现，之后逐渐为欧洲各国贵族、学者等接受，广泛传播开来成为观察、分析、评判社会发展水平的基本维度，并且在使用中逐渐丰富其内涵。
对文明概念的使用主要有两种用法，一种是描述性的，作为名词使用，描述不同对象的思想观念与行为习俗，比如针对不同区域，描述为欧洲文明、亚洲文明、非洲文明等；另一种是规范性的，作为形容词使用，以某种标准来衡量不同对象的思想观念与行为习俗，在早期欧洲文明概念中，符合其标准的宗教信仰、行为礼仪、穿着打扮等才是好的、高级的、文明的，不符合的则是差的、低级的、野蛮的，后者是被鄙夷的。由于文明概念的提出者是欧洲，近代地理大发现、科技革命、工业革命乃至现代化进程的首要推动者也是欧洲，在文明概念的使用中，“欧洲中心主义”成为由来已久的突出特征，不但欧洲文明的标准成为欧洲人评判各国文明的标准，也在一定程度上成为非欧洲地区评价各自文明的标准。
文明观指的是对文明的内涵、演变、影响以及发展规律的总体看法。仔细分析欧洲中心主义的文明观，其中合理的成分在于对科学精神与方法的推崇，毋庸讳言，近代以来人类科学发现与技术发明的主体内容产生于欧洲，由此带来了欧洲的进步与领先，并进而推动了人类文明整体的进步与发展。但其最大的缺陷在于，对单一种族优越感的强调，具体而言，认为欧洲白种人在素质上超越其他人种，基督教信仰与欧洲文化在先进性上超越其他信仰与文化，乃至认为要将世界文化欧洲化，为此不惜采用武力。随着欧洲各强国在世界范围内的殖民进程的推进，欧洲文明标准的绝对性以及推行欧洲文明的正当性进一步演变为殖民行为的理论阐释，使得欧洲中心主义的文明观成为殖民主义意识形态的重要组成。由此，偏狭的文明观成为了殖民主义者在全球范围内暴力行为、压迫行为的五彩包装。
在欧洲文明向世界推行的进程中，由于其强大的科技、经济、军事等硬实力，也由于其成熟的文化、艺术、学术等软实力，一度获得了相当的成功，各个后发国家先进分子都以学习欧洲文明为强国的不二法门，其学习的规模性之广、虔诚度之高都是普遍的。但也就是在这种学习进程中，欧洲文明自身出现了问题，突出表现在：一方面，所谓欧洲文明国家对作为学生的后发国家不是“自由、平等、博爱”的态度，而是只有强者的自由、殖民者间的平等与白种人内部的博爱，对后发国家的殖民化主要是为了满足自身的发展与利益，“就西方人而言，经济上的贪婪、传教的渴望和科学求知的探索热情持续推动着他们跨越边界，走向外部世界，这一点是很明显的。”“文明教师爷”的种种恶劣行径让后发国家先进分子日益警醒，普遍经历了困惑、反思、独立的演变过程，以中国共产党人为代表的中国先进分子的崛起正是这种历程的鲜明体现，二十世纪相继独立的各个民族国家都有一大批先进分子在看清了“先进文明”的实质后觉醒。另一方面，欧洲国家间的利益纷争引发彼此间的强烈的暴力冲突，过去百年里两次世界大战都在欧洲爆发，带来数以千万计的人类伤亡，先进技术制造先进武器，先进武器用来彼此杀戮，那种彼此屠杀的场景可以用德国哲学家莱布尼茨的话来说，“人与人相互为狼，这条格言完全符合人类的实际”。
欧洲文明出现的强大实力与强烈暴力现象引发了许多欧洲文明内部思想者的反思，认为欧洲中心主义是不对的，应该向欧洲之外的文明，包括中华文明寻求思想资源。莱布尼兹就认为，“如果说人类对这种恶还有救药的话，那么中国人较之其他的国民无疑是具有良好规范的民族。”而英国哲学家罗素在二十世纪二十年代访问中国后也强调，“我们必须马上打住这样一种认识，即我们自己是某种优越文明的传教士。”在他看来，“如果给中国人自由，让他们从西方文明中吸收想要的东西，拒绝不好的东西，他们就有能力从自己的传统中获得有机生长，综合中西文明之功，取得辉煌成就。”实际上，“欧洲人文主义传统曾经一次又一次服务于人类的解放事业，但是当它们被用来界定一种排他主义的同一性的时候，这些强大的精神著作就成了文明价值的敌人。”
两次世界大战后，世界文明版图发生显著变化，一个变化是大量后发国家民族独立、政治独立进程加快完成，另一个变化是美国崛起为超级大国。整体上来看，全球范围内的军事冲突停止了，以欧美文明为代表的西方文明进一步保持了其强大的领先地位，但其对世界各国文明的优越性不再体现在殖民地的占领上，而是体现在经济、科技、文化交往中的领先上，体现在世界对西方国家技术、金融等的依赖性上。从文明观上来看，“现代化=西方化”在相当程度上成为二十世纪后半叶世界范围内的普遍迷思。
进入二十一世纪，随着经济全球化进程的加快，全球各个国家的联系日益紧密，西方国家内部出现的金融危机、保护主义、政治极化现象等引发世界关注与反思，与此同时，一大批后发国家经济崛起，东亚地区、海湾地区、拉美地区、东非地区等地的国家的民族独立性都在增加，从政治独立到经济独立再到文化独立，国家不论大小，都在从自身的传统中找寻民族身份与发展资源，都在强调不同文明间的平等性，已有的欧美文明、西方文明已经不再能满足全球均衡发展的时代需要。由此，一种不同于欧洲中心主义、西方中心主义的新型的全球文明观呼之欲出，成为全球发展的共同需要。这种新型文明观的出现是人类社会发展到新阶段的必然产物，也是保障人类文明持续发展的必然要求。
全球文明观超越了单一国家文明观，也超越了西方文明观，是在世界各国共同发展的意愿与实践基础上逐渐形成的。全球文明观鼓励各国提升文化主体性，打牢文化根基，以自身的文化建设推动世界文化的建设。事实上，文化发展中没有主体性则没有独立性，没有创造力则没有生命力，只能被同化和替代。在全球文明观下，包括中国在内的许多非西方国家愈发强调本民族文化的独特价值，强调本民族发展道路的历史意义与世界意义，以本国之眼欣赏世界之美，以本国之美贡献世界之美。
二、全球文明观的基本理念
建设人类的共同命运，关键是建设人类的共同文明。对于人类文明来说，现代化是共同目标，而在实现现代化的进程中，殊途同归现代化，要承认多样性的现代化道路，而不是单一性的现代化道路。人类不需要强迫的、统一的、同质的文明进程。旧文明观念中，纯粹才是完美；新文明观念中，融合才有活力。全球文明观反映的是多数国家而不是少数国家的文明观，推进的是各个国家共同发展而不是两极分化，实现的是世界范围内的跨文明团结而不是分裂。从理论上看，全球文明观具有一些稳定的基本理念，构成了其基本内核。
（一）人类的整体性
人类文明出现的重要标志之一就是人认识到自身与其它动物的区别，认识到人类作为一个物种存在的特殊性。不论是古代中国儒家著作中对“人的伦理”的强调，还是古希腊哲学家著作中对“人的尺度”的强调，都体现了强烈的人类意识，这种意识将人与动物区别开来。随着人类交往范围的扩大，不同的人种逐渐被发现，早期人类意识不断深化，多样性人种共同构成人类的意识形成。换言之，人类意识一方面意味着人不同于动物的差异性存在，另一方面意味着人是由不同人种构成的整体性存在。
值得注意的是，这种整体性存在的人类意识并不意味着不同人种间的平等性存在，在许多宗教中有信众和异教徒的严格划分，在各个民族的古代历史学著作中都有将外邦人视为蛮族的描写，而到了欧洲启蒙运动时更是呈现了“两张面孔”，即对本民族的理性与开明，对其它民族的野蛮与暴力。在以欧洲中心主义文明观为代表的旧文明观中，人类意识的体现是非整体性的。或者说，这种整体性的人类意识还不是真正的整体性，只是形式的整体性。而在新的全球文明观中，人类的整体性是实质的整体性，这种整体性不再强调“我们”和“他们”的划分，这种整体性不再具有种族的等级性与文明的等级论，这种整体性的人类意识具有了内在的平等性、共同性。用荷兰学者西佩·斯图尔曼的话说，“共同人类（Common Humanity）与平等并非耐心等待人们发现的原始事实。我们更应该将之设想为发明，它们是具有革命性的看待人类关系的崭新方法。”换言之，作为一种看待人类的崭新方法，我们要“发明”而不是“发现”一个重要概念：“共同人类”。在旧文明观中没有形成“共同人类意识”，而新文明观中要将对人类的认识从“抽象的人类”、“不平等的人类”转化为“共同的人类”“平等的人类”，以人类的整体性认识来推动人类的共同发展。
（二）文明的多样性
人类文明的多样性首先是一种客观性存在，世界上有200多个国家和地区，2500多个民族和多种宗教，每个国家、地区、民族和宗教都有自己的文明形态。对于这些不同的文化与文明存在，如何形成主观性评价是问题的关键。一种做法是拿所谓“刚性的标准”来衡量，符合的就是文明的，不符合的就是野蛮的，这样的结果只能是“削足适履”与“一花独放不是春”；另一种做法是采用“弹性的标准”来衡量，不同特质、不同色彩的文明形态各有其价值，按照全球文明倡议提出的尊重世界文明多样性，追求的就是“八仙过海”与“百花齐放春满园”。实际中，一个西方化的世界，对世界而言，不是更富裕了，而是更贫穷了。单一色彩、单一品种的世界文明百花园是不没有生命力的。从人类文明史来看，基于文明多样性的文明交流互鉴往往经历三个阶段：你是你，我是我；你中有我，我只有你；你还是你，我还是我。但显然，第三个阶段已经是全新的、融合的“你”与“我”。
值得指出的是，对文明多样性的理解不能简单解释为文明的相对论或不可评价，甚至理解为价值观、道德观的相对主义乃至无标准，事实上，即便存在文明多样性的展现形态，但人类文明中依然有着大量基本的价值标准，不同文明中也蕴含着大量共同性的价值观，如同中国倡导的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的全人类共同价值，这些就是人类不同文明间可以彼此沟通的重要价值纽带与评判依据。在进行不同文明间的交流互鉴时，要依据这些共同价值观，同时，以宽广胸怀与历史视野来理解不同文明对这些价值内涵的认识，力戒不将自己的价值观和模式强加于人，特别是不搞“非黑即白”“非敌即友”的意识形态对抗。
（三）发展的人民性
发展是文明的内核，文明是发展的展现。全球文明观的重要内容是如何看待发展，如何让发展惠及最广大人民。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以人为本”“以民为本”是基本的价值理念，在人与物相权衡时人更重要，在民与君相权衡时民更重要；与此同时，在马克思主义理论中，人民性是本质属性。因此，基于中国式现代化道路提出的全球文明观在看待发展时强调发展造福最广大人民，而不是少数人。更重要的是，从全球发展来看，发展要对各国人民具有最大的普惠性，造福最大多数的世界人民，而不是制造少数富豪。
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是人类社会发展的目标，也是评价人类文明发展质量的标准。要实现发展的人民性，就要考量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的需求，这种需求不是片面的、静止的，而是物质丰富与精神丰富的统一、现代价值与传统价值的统一、世界公民与民族身份的统一。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中国以自己的成功实践向世界表明，人类文明不仅有单一的西方形态，还有其它行之有效的崭新的形态，这一新形态深深植根在自己的文化传统中，体现了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
（四）交往的和平性
人类文明发展的重要标志之一体现人与人之间交往的和平性上，换言之，越是文明发展的高级阶段，在种族与种族、民族与民族、国家与国家之间处理彼此关系特别是矛盾时，越能够采用理性的态度、对话的方式进行解决，反之，则会以暴力来解决，体现的只能是不文明的阶段与状态。纵观人类数千年历史进程中，大规模的战争与相互杀戮此起彼伏，令人扼腕，究其原因还是出在文化观念上，“人类比老虎更具毁灭性，因为最重要的是，我们进行抽象的符号能力允许我们无视对物种内部的杀害的感性顾虑。”从人类的文明化进程来看，和平文化应该是最基础的内涵，与和平观念相比起来，任何文化观念都是居于其后的。以和平方式解决一切争端，体现了人类的理性能力，展现了人类文明的高级阶段。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文化与发展委员会在其报告中指出，“我们现在仍然没有找到有效的办法来解决不同文化之间的冲突，新的国际秩序能否形成，将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我们能否建立一种和平的文化（culture of peace）。完成这项工作需要来自各方面的参与和努力，包括各国政府、学术界、人道主义组织、私人企业、协会、基金会、教会、个人，以及联合国机构。”事实上，全球文明倡议洋溢着浓郁的和平文化与合作精神，以对话形成共识，以交流实现团结，这是新全球化阶段的人类文明，体现了全球利益与全球精神。
三、全球文明观的国际传播
让全球文明观的基本理念更好地为国际社会所知晓与接受，推动全球文明观的国际传播，对落实全球文明倡议、建设全球文明具有重要意义。在推动这一新文明观的国际传播进程中，要牢牢把握住“全球”这一关键词，换言之，不能仅仅立足中国立场、中国视角来传播，尽管全球文明倡议由中国首倡、全球文明观扎根中华文明精神，但其着眼点都是为了全球文明与全人类共同福祉，因此其传播的着力点是要有真正的“全球视野”，也就是说，要以全球视野的大格局来传播全球文明的新观念。
一是基于全球图景传播全球文明观。当代世界的联系程度日益紧密，“全球村”已然形成，但值得关注的是，由于这个“村子”过大，因而每个“村民”对整个“村子”的图景是不清楚的。具体来看，由于绝大多数人没有国际旅行，对其它国家的情况是不清楚的，也由于传统国际传播格局中少数国家的少数媒体控制了国际信息传播权，因而国际公众对全球图景的了解是有限的乃至片面的。在这种不全面的全球图景下传播全球文明观，自然会遇到不理解与不接受。为此，在进行全球文明观的国际传播中，要切实结合不同国别、不同文明的具体情况，有针对性地进行传播，力戒笼统地讲述概念与理论。
基于全球图景传播全球文明观的重点体现在舆论制高点与理论制高点的建设上。一方面，需要加强面向全球的国际传播能力建设，要在世界新闻现场发出中国媒体的声音，要将中国的镜头对向世界的各个角落，以全球文明视角“向世界传播世界”。另一方面，需要加强基于区域国别的研究并在此基础上传播全球文明观，通过理论与学术的全球图景描绘来切实体现人类命运的整体性与文明形态的多样性。对全球文明观的国际传播来说，针对文明的多样性，以多样性的方式进行传播，方可推动这一崭新的文明认识最大限度地走向世界。
二是基于全球问题传播全球文明观。进入二十一世纪的人类面临许多全球性挑战，以气候变化、贫穷问题、恐怖主义、局部冲突、意识形态对抗等为代表的全球问题需要各个国家共同来解决，全球文明观正是解决这些问题的重大而基本的理念。坚持全球文明观，各个国家就能够更加积极地联合起来，齐心协力解决共同的问题，反之，坚持自我利益优先论与本民族价值观绝对化，则会各自为战、口惠而实不到，导致人类社会分崩离析。为此，在传播全球文明观时，应结合当前现实的挑战与问题进行传播，比如针对贫穷问题传播发展的人民性，针对局部冲突、意识形态对抗问题传播交往的和平性，针对文化遗产保护问题传播人类的整体性与文明的多样性。对当代人类社会来说，尽管物质力量与技术力量前所未有的发达，但如果这些力量的方向不一致甚至是对抗的，并不能解决人类面临的问题。共同的问题需要共同的解决，共同的解决需要共同的观念，全球文明观传递的正是这种“共同性”。只有解决了人类的共同问题，人类才有共同未来，全球文明观体现了对全球未来的共同追求。
问题感是引导新观念进入不同国家与民族的有效方式。从笔者在东非的实地调研中可以发现，围绕经济发展问题，当地很愿意了解阐释当代中国道路的中国理论与中国学术，在中东的实地调研中可以发现，围绕青年成长问题，当地很愿意了解中国传统教育思想与当代中国青年的文化追求，在南亚的实地调研中可以发现，围绕不同族群共处问题，当地人很愿意了解中国儒释道和谐共处的理念与经验。实际上，从笔者近些年的国际调研中愈发感受到中国发展与中华文明的世界意义，意识到中国的发展实践与文明理念应该为世界作出更大贡献。
三是基于全球思维传播全球文明观。全球思维体现了在全球主义视角下观察世界的新维度，要求站在人类的视角而不仅仅是国家的视角、族群的视角看待世界与解决问题，从实践上看是全球化进程进入新阶段的必然产物，从理论上看可以成为全球治理与发展理论的重要组成。当代技术发展让人与人之间的联接前所未有的紧密，信息联接、交通联接等前所未有的高效，但最具反讽的是人与人之间的心理联接并未与物理联接同步增加，甚至是形成了强烈反差。简言之，在许多国家之间，彼此间信息联接越来越便捷，但相互信任却越来越少。究其原因，思维的封闭性、自我性还是主要问题，总是强调本民族价值观的普世性与利益的优先性，要将本民族凌驾于其它民族至上，这已成为阻碍全球和谐相处的坚硬的“观念之墙”。真正的全球思维应该是一种超越性思维，超越国别、超越族群、超越偏见、超越对立，在超越的基础上实现沟通、合作与共生。这是在“观念之墙”上开凿出的“交流之门”。在跨文明交流中，以全球思维向世界传播全球文明观，就要超越自我中心感与文明等级论，防止跨文明摇摆，既不对强势文明仰视，也不对弱势文明俯视，树立真正的跨文明平等，实现对不同文明的包容、尊重、欣赏与吸纳。
以全球思维来传播全球文明观，就要坚持“传播中国、贡献世界”的理念，在当代人类发展进程中，中华文明精神是推动世界可持续发展的强大人文能量，对中华文明的世界意义与当代意义的重要性，如何估计都不为过。当前最需要的是把这种人文能量展示开来与发挥出来。从当前中华文明的国际传播来看，一个突出问题是：世界知道中国有“多古老”，不知道中国有“多现代”，换言之，中华文明对人类现代化进程的参与与贡献还未充分“讲出来”，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国际传播还需要不断加强。作为连绵五千年的文明体，中华文明对人类文明的贡献是历史的，作为实现超大规模人口超长时间发展的文明体，中华文明对人类文明的贡献更是现代的。可以说，全球文明倡议是中国为当代世界提供的思想与政策公共产品，全球文明观是中国为当代世界提供的学术与理论公共产品。基于天下大同理想与中华人文精神的浸润，全球文明观的精神视野与人文关怀是开阔的而不是封闭的、温暖的而不是冷漠的、韧性的而不是脆弱的。全球文明观切实体现了全球思维，全球思维才能更好地传播全球文明观。
对人类文明来说，只有物质进步是不够的，只有少数人受益是不够的。全球文明观凸显了中华文明的精神魅力，把握了当代世界的共同需要，反映了中国对世界发展的责任意识与人类命运的长远考量。深入阐释其中蕴含的深刻内涵并将其传播开来，将会成为中国为世界发展提供的强大观念力量，推动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与实践不断深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