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生不只有“生活”，尚有“生命”

——沈从文的文学探索及对当下的启示

 吴景明 李忠阳 

图为1979年11月6日，沈从文出席中国文学艺术工作者第四次代表大会。

　　选自张祖道《刹那——中国当代文化名人剪影》

　　在沈从文先生诞辰110周年之际，回顾现代文学，如果屏蔽启蒙的呐喊、革命的巨响与都市的喧哗，就可以听到他的田园牧歌。他以精致的语言器皿，盛放了一个乡土世界，鉴照着独特的历史面颜，打开了另一重对现代性的想象。这里面既有风景，也有风暴；既有恒常，也有永动；既有清新的故事，也有隐伏的悲痛。沈从文以“乡下人”的视点回望“湘西世界”，又以“向远景凝眸”的目光眷注生命本体。他的“看”，既是诗意的远望，又是忧伤的逼视。他看取的位置、姿态及目光所及，对于当下的文学创作依然富于启示意义。

　　沈从文一生以“乡下人”自命。在不同的语境中，他对“乡下人”的表述或是与汉族相对的“湘西地方民族”，或是与都市现代人相对的“自然人、未开化人、陌生人”，或是与“知识阶级”相对的“抹布阶级”。这些又统一于沈从文总体的文化价值判断。“乡下人”的视点，是在传统与现代、乡土与都会、边缘与中心、自我与他者的参差对照和生死缠斗中生成的。“乡下人”的视点，是沈从文在充满紧张和搏斗的历史中的自觉选择。当他从湘西边城走向首善之都时，他过去所持有的价值与现代文明发生剧烈冲撞。这迫使他必须进行价值决断，去不断追问“我是谁”的问题。在这样的逼问之下，他选择了“乡下人”的位置。这个位置，不是形而上的，亦非一劳永逸的；它是动态的，来自紧张和冲突，凝结着沈从文的孤独、焦虑、痛苦及其现代化的反思。置身于现代处境，“一切坚固的东西都烟消云散了”，同时又趋向全球化的“大同”幻象。在这样的历史语境中，阅读沈从文与阅读鲁迅具有同样的价值。这并非让我们当一个乡下人，而是选择一个批判的位置，在不懈的抵抗中建构我们的现代生活与价值世界。与其成为一个“高贵的虚无主义者”或不假思索地拥抱别人描绘的“大同”，不如在“我是谁”的发问中作出价值判断和意义承担。

　　循依“乡下人”的目光，即见湘楚风物，可闻沅水橹歌，沈从文的乡土抒情小说和“湘西”系列散文，如《柏子》、《萧萧》、《边城》、《湘西散记》等就是例子。然而，沈从文不想编织异乡异闻，以满足有闲看客的猎奇心；“主意不在领导读者去桃源旅行”，更添“风雅人”的幻想；甚至不止于纯粹的审美意义，自拘于“精致的瓮”。他期待文字之间能寄寓着更为根本的关怀：“我只想造希腊小庙……这神庙供奉的是‘人性’。”他期待表现一种“优美，健康，自然，而又不逆乎人性的人生形式”。他希望读者“能够跨过那条间隔城乡的深沟，从一个乡下人的作品中，发现一种燃烧的感情，对于人类智慧与美丽的永远的倾心，健康而诚实的赞颂，以及对愚蠢自私极端憎恶的感情”，从而引起读者“对人生向上的憧憬，对当前一切的怀疑”。这些话语集中表达了沈从文的文学理想。

　　他寓居现代都市，以“乡下人”的目光眷注僻远的故土，并孜孜不倦地建构“湘西世界”，使现代文明的病相变得更加分明。他在尝试参与和对话，并在对话中为自己的人生形式辩护，从而确立自我。“希腊小庙”与“人性”概念出自西方，而沈从文以湘西坚硬的石头来构造它，以湘人近乎自然的生命来界定它。也就是说，他并非拘守于湘水楚风的特殊与差异，却是从中寻找民族乃至人类的普遍与大同，并通过剔透的文字与丰盈的形象来加以反映。这对于当下的文学创作与文学研究，是具有启示性的。

　　沈从文“向远景凝眸”的目光常常探向“生命”本体。在他看来，人生应该有“生活”和“生命”两面。前者指的是动物本性（食与性），是世俗的和平凡的；后者关系到精神本性（抽象），是超越的和高贵的。

　　在当下的境遇中，重读沈从文并重提“生命”的概念，意义何在？今人对“现代”太过迷信，执意逐求，盲目唯新，陷入困境。在这样的背景下，阅读沈从文大有裨益。沈从文所瞩目的“生命”，或可成为这个时代重新思考“现代性”的重要维度。我们过于迷信制度、科学、启蒙及市场等，却忽视了“生命”要素。我们习惯了当代“欲望叙事”所界定的“人性”，并以之为“本性”，而渐渐忘却了这样的事实：人之为人，不仅仅是“无毛两脚动物”，亦在于趋向“神性”的一面。借用沈从文的概念来表达，就是，人生不只有“生活”，尚有“生命”。

　　张汝伦说：“在体力和智力（工具理性）之外，人还有精神，泰戈尔把它称为‘更悠久、更真切、更深奥的生命’。我们是否承认有这样的生命？对于不承认有这样的生命的人来说，对现代性的审美的或伦理的批判，根本是不可能的，而泰戈尔的思想也不免会被认为是‘昏乱的思想’。”这段话也同样适用于阅读沈从文的人。在对“生命”的思考上，沈从文作出了可贵的尝试，也不免歧路彷徨。他的尝试，是我们的启示；而他的歧路，是我们的起点。

　　来源：光明日报 2012-12-2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