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寅恪赠汤用彤文题记

天津社科院哲学所 赵建永

　　笔者整理汤用彤先生留下的藏书时，发现上面常写满了他和师友们的亲笔批注和题记。虽不比长篇宏论，然吉光片羽，随笔而就，适可凝结先贤思想之精微韫晦。今略捡一则，以见一斑。

陈寅恪赠汤用彤文题识——大师的爱国情怀

　　陈寅恪先生1935年在《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五本发表《武曌与佛教》一文，探讨了佛教对武则天的重要影响及其对佛教图谶的利用。当年陈寅恪赠送汤用彤的该文抽印本由汤一介先生珍存至今，封页左上有陈寅恪的一段个性鲜明的毛笔行草题记，现版陈寅恪各类文集均未收录，亦未见提及。兹录于下：

　　矢吹曾论道生学说，必见尊文，而绝不提一字；又论“格义”，恐亦见鄙作，亦绝不言及。故弟于篇末引尊论以折之，而文中则不用其在巴黎发见之材料，职此故也。

　　这段题记很有趣味，也极富学术价值，但需要简单交待一下背景，其意方能了然。“矢吹”系日本著名学者矢吹庆辉（1879—1939），毕业于东京帝国大学哲学科，留学哈佛，任教于日本大学、东京帝国大学等校。他1930年编定出版的《鸣沙余韵》是他在欧洲所发现敦煌文献的结集，还著有《鸣沙余韵解说》、《阿弥陀佛之研究》、《近代思想论考》等名作。汤用彤、陈寅恪对道生思想和格义问题的开创性研究，是现代佛教史上颇具原创性的两大学术发现。陈寅恪发现矢吹庆辉读过汤用彤和他自己的相关文章，明明借鉴了他们的很多研究成果，却在文中一字不提，他颇感愤慨，所以就在文末的“附注”中说：“关于武曌与佛教符谶之问题，可参考矢吹庆辉博士著《三阶教之研究》及汤用彤先生所作同书之跋文。（载《史学杂志》第二卷第五六期合刊。）”矢吹氏以研究三阶教著称，他为调查敦煌史料，巡历英、德、法，发现唐代三阶教文献，依之写成《三阶教之研究》，1923年以此获文学博士学位。该书1927年由东京岩波书局出版，系首次将三阶教历史、教义及典籍公布于世的学术成果。书中大论武则天时期《大云经》符谶之事，虽史料丰赡，但谬误甚多。为此，汤用彤1931年发表《矢吹庆辉〈三阶教之研究〉跋》详加辩驳，对其疏失逐一纠谬补正，理据确凿，为中国争得了学术话语权。武则天与佛教谶事也是陈文的重点，故借机提出矢吹氏的相关研究，并援引汤文的批评以暗示告诫（即“折之”）。他向汤用彤解释为何要这样做，以及他为什么也不用矢吹氏在巴黎所发现敦煌新材料的原委。陈寅恪的自立、自尊、自强的真性情和爱国热忱跃然纸上。由此便不难理解陈家“不食日粟”的缘故了。1937年日寇侵入北平，陈寅恪之父陈三立绝食五日以身殉国。日军侵占香港时，陈寅恪于此间生活来源断绝。日本驻港司令和港督分别给饥寒贫病交迫中的陈寅恪送来粮食和巨资。然而，陈寅恪宁愿饿死，也毅然坚拒此不义馈赠，并写诗给其弟陈隆恪，其中有“正气狂吞贼”之句。陈寅恪的民族气节和学人风骨，可借用1929年他为王国维所写纪念碑文作为定评：“先生之学说，或有时而可商。惟此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历千万祀，与天壤而同久，共三光而永光。”

　　该题记还反映出陈寅恪和汤用彤治学动机及其宗旨的问题，这与陈寅恪1929年所赋诗《北大学院己巳级史学系毕业生赠言》的立意是一贯的。陈诗云：“群趋东邻受国史，神州士夫羞欲死。田巴鲁仲两无成，要待诸君洗斯耻。天赋迂儒自圣狂，读书不肯为人忙。平生所学宁堪赠，独此区区是秘方。”该诗意指，上世纪初，冈崎文夫、白鸟库吉等日本学者，执中国史研究牛耳，虽卑之无甚高论，然他们运用现代学术方法的成效，却是当时国内浮躁学风望尘莫及的。于是出现中国史权威反而不在中国，学子群往日本受学国史的现象。而彼时包括佛教史、道教史在内的中国史被日本纳入充当侵略工具的东洋学、支那学之中。学习本国历史却要去日本，这是一种何其沉痛的国耻。而夸夸其谈、盲目自信的民粹主义，就像战国辩士田巴、鲁仲连那样只有表皮功夫，无济于事。他期待国内学人以实际行动洗此耻辱。“读书不肯为人忙”是指治学要有自由独立思考的创新精神，如此方能使学术精进无碍。此与陈寅恪《挽王静安先生》诗中“吾侪所学关天意”的主旨相类。汤用彤与王国维、陈寅恪都是学衡派的代表人物，他们的文化研究事业关系重大。汤用彤和陈寅恪一直视中国文化为立命之本，他们选择体现民族精神的历史学和三教关系作为终生奋斗的领域，其意也正在于阐扬民族魂，以高水准的文化成就使国家立足强国之林。这正与他们为学立志，不为世俗名利而高扬主体性人格的理念一脉相通。为学一种是为了谋生，一种是谋心，即求心有所安。陈汤二先生自为后者。他们以身作则，不甘日人专美于前，打破其文化霸权，将中国宗教史和汉唐史等研究，在世界范围内树起新的高峰，洗雪了中国史权威只在日本之耻，赢得了世人对中国学术的尊重。

汤用彤对陈寅恪的响应——中国敦煌学的全面开拓

　　陈寅恪认为武则天是中国历史上最为奇特之人物，论之者虽众，但实少有发明。《武曌与佛教》就武则天大力倡导佛教一事探根寻源，从家世信仰和政治需要两方面剖析武则天与佛教的关系，详述其先世杨隋皇室的佛教信仰背景及对她的熏陶，认为武则天自幼深受其母杨氏的影响而信佛，又由于佛典教义，特别是佛教符谶可以为其政治革命张目，故极欲利用之。汤用彤1931年完稿的北京大学铅印《隋唐佛教史稿》讲义、《矢吹庆辉〈三阶教之研究〉跋》和陈寅恪该文都对初唐佛教势力之升降以及武则天与佛教关系作了详细分析。陈寅恪除证实了汤用彤的观点之外，又引证旧史与近出佚籍，得出一些新的结论。陈寅恪显系在肯定武则天崇信佛教的前提下作这番论证的。武则天诚与佛教有密切关系，但若断定她的信仰纯是佛教，则并不符合历史事实。直到汤用彤发表《从〈一切道经〉说到武则天》之前，探讨武则天与佛教关系的研究成果，主要着眼于政教关系，着重论证武则天怎样依靠佛教改朝换代，没有超出陈寅恪的研究框架。陈寅恪学风严饬，为世所重，每一立论，必反复推敲，务使细密周详。但他当时未注意道教方面的敦煌史料，也没有像汤用彤那样广泛利用石刻碑铭，故于道教对武则天的影响有所忽视，未得全观。汤用彤《从〈一切道经〉说到武则天》这篇短小精悍的文章补陈文之不足，以他新发现的武则天所撰《一切道经》序文为契机，指出武则天在敬佛的同时，与道教亦有密切关系。这一发现是汤用彤在结合敦煌史料梳理道教发展史的过程中揭示的，并由此改变了学术界对武则天宗教信仰的片面认识。伦敦藏敦煌写本斯字1513号中的《一切道经序》，在汤用彤发现之前尚未引起国内外学界注意。正是由于这项重要史料的缺失，使得人们对《一切道经》序文作者及其背景的研究都无从谈起，因而对初唐道教的许多关键问题也就难以明了。1962年11月21日，汤用彤在《光明日报》发表《从〈一切道经〉说到武则天》，根据伦敦藏敦煌道经写本以及《金石萃编》、新旧《唐书》等各类文献，考辨出武则天亲撰《一切道经序》的前因后果，从而基本解决了上述问题。

　　汤用彤由《一切道经》的编写缘起，进而论述武则天的宗教信仰。武则天少时当过尼姑，利用《大云经谶》登上帝位，奖励华严宗、禅宗等，是她广为人知的崇佛事实，但这在一定程度上也遮蔽了人们对她与道教关系的认识，甚至造成她崇佛抑道的错觉。汤用彤则发现有不少事实可说明武则天与道教有着深厚的渊源，认为武则天笃信道教的热情，乃承继太宗、高宗之遗制，并深刻影响了她的后人及时代风尚。

　　陈、汤二老的文章，珠联璧合，各尽其妙，相得益彰，使学界对初唐皇族的宗教信仰有了较完整的理解。由于健康原因，汤用彤未及彻底完成这项工作。随后，饶宗颐、富安敦（Antonino Forte）、神塚淑子等海内外学者进而考察了这一时期道教的发展，认为武则天的宗教信仰，前后有重大转变。及至晚年常游幸嵩山，求长生，兴趣愈加转向道教。武则天似乎是奉行了一种新的宗教信仰，以利于她的政治革新。而这种新型信仰却有意无意地融合了中印宗教的内容，其中道教是不可轻忽的关键因素。以上研究使学界对武则天乃至唐代前期的佛道关系、政教关系以及文化融合的认识渐趋深化。正如陈鼓应主编《道家文化研究》“敦煌道教文献专号”的“编者寄言”所说：汤用彤的《康复札记》“在利用敦煌道教经卷方面，树立了崇高的典范。” 

　　来源：《光明日报》2013年2月4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