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启超与中国的图书馆学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报 2013-08-26 刁勇

　　梁启超（1873—1929），广东新会人，中国近代著名改良主义政治、思想、教育家和学者，一生著述涉及文、史等诸多领域，成就卓著。梁启超也是我国近现代图书馆事业和理论的开创者，并为此进行了大量的亲身实践和不懈的理论探索，对中国近现代图书馆事业和图书馆理论的发展作出了巨大贡献。

提出建设中国的图书馆学

　　为了推进中国图书馆事业的发展，1925年，梁启超促成了中国图书馆界第一个全国性学术团体——中华图书馆协会的成立，在其成立大会的演说中他提出协会第一要“建设中国的图书馆学”，这一主张的提出是有着强烈的现实关照的。随着洋务运动、戊戌变法，特别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发生和影响的逐渐深入，全盘西化日益盛行，在引进、学习西方文化的同时，历史悠久的中国传统文化却日遭批判和摒弃，但凡学术皆以西学为旨归。如何使中国传统文化的精粹和西方文化的优长相互融合而后协同发展呢？梁启超认为：“学问无国界，图书馆学的原则是世界共通的，中国诚不能有所立异；但中国书籍的历史甚长，书籍的性质极复杂，和近世欧美书籍有许多不相同之点。我们应用现代图书馆学的原则去整理他，从事整理之人，须要对于中国的目录学（广义的）和现代的图书馆学都有充分智识，且能神明变化之……”梁启超“建设中国的图书馆学”，是把中华具有悠久历史传承的书籍和极富民族文化特色的传统目录学作为本位，同时用西方现代图书馆学的科学方法对其加以改造并使其现代化，是把中国古代校雠学的理论方法和西方现代图书馆学理论方法融会贯通，达到既古为今用、又洋为中用的目标，这是极具远见卓识又颇具现实意义的大胆创想。

图书馆学建设的实践

　　梁启超的图书馆学以实用性、特色性为原则，核心是为中国的学术研究和中西文化、学术的交流提供方便，为中国图书馆学的发展提供方向，最终形成系统的有中华文明特色的中国的图书馆学。所谓中国的图书馆学就是创立适合当时中西文化学术融汇、发展的中国图书分类学。

　　梁启超认为图书分类，一要科学，二要将古今中外的图书尽量包括进来，三是对跨类的图书要采用“互见”和“裁篇别出”的方法。梁启超在19世纪末就意识到，图书分类要以科学的学术分类为基础。1896年，梁启超在《时务报》上发表《西学书目表》，用以解决最为迫切的新译西书的别属和分类问题，来弥补中国传统“四分法”无法容纳西学译书的不足。他把当时译出的西方书籍分为学、政、杂三大类，并在《西学书目表序例》中从理论方法上进一步阐述了这个体系：“译出各书，都为三类。一曰学，二日政，三曰教……下卷为杂类之书。”“门类之先后，西学之属，先虚而后实，盖有形有质之学皆从无形无质而生也。故算学重学为首，电化光汽等次之；天地人（谓全体学）物（谓动植物学）等次之；医学图学全属人事，故居末焉。西政之属，以通知四国为第一义，故史志居首，言制学校政所自出，故次之；法律所以治天下，故次之；能富而后能强，故农矿工商次之，而兵居末焉。农者，地面之产。矿者，地中之产，工以作之，作此二者也。商以行之，行此三者也。此四端之先后也。船政与海军相关，故附其后。”这个分类体系及其理论方法，在当时是比较科学、合理的。它注意了各门类学科之间的内在联系，而且排列次序也很有规律。可以大略地看出社会科学、自然科学、综合性图书三个基本部类的雏形。

　　《西学书目表》解决了当时中国最为迫切的新译西书的分类，其后的问题就是要把中西古今所有的书籍，容纳在一个全新、统一的图书分类体系中。为此，梁启超自创了中国的十进分类法，他把图书分为总类、哲学宗教、历史地理、文学、语言、产业、艺术、自然科学、技术、社会科学十大类。此分类法彻底冲破了中国传统“四分法”的藩篱，把中西学术、图书融入一炉，统一别属分类，反映了当时科学分类的最高水平，是梁启超对建设中国的图书馆学的不畏探索和可贵实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