季羡林的加减乘除

作者：卞毓方 来源：人民日报 2014-03-31

　　读季羡林留德日记，想到人生的另一种计算方式：加减乘除。

　　首先谈留学这个主旋律。

　　加。被加数，乃既有知识储备，涵括中文、德文、英文、法文，加数，乃选择的新学科，分别为梵文、巴利文、阿拉伯文（后改俄文）、塞尔维亚—克罗地亚文，两数之和，等于——在季羡林的心目中——“中国梵文研究的开山祖师”，“上足以替国家争面子，下足以替家庭挣门面”的货真价实的学者。

　　减。万里负笈，目标有二：一、求知；二、挣顶博士高帽。在原定的两年限期内（后因战事无限期滞留），鱼和熊掌不可兼得，那么，就只有顾全求知，舍弃博士文凭的了。季羡林慨然写道：“博士头衔只是替没用的人预备的”，宁愿“念二年的梵文回中国”，也不要降格以求的什么“英文博士”。

　　乘。释放求知的喜悦，让幸福指数跃升为平方、立方。梵文是一种复杂之极的文字，季羡林在克服了最初的畏惧、烦躁之后，渐入学习佳境，他说：“我一上梵文课，觉得浑身舒服。自己也不了解是什么原因。”“最近自己的思想时常在这些古文字上打转，只要一想到它们，心头便仿佛冒出无数的莲花，每个莲花都带有无量的快乐。”

　　除。被除数，为留学修成的正果，除数，为归国之后的预期，季羡林摒弃一般留学生梦寐以求的升官发财、飞黄腾达，把目标定在组织研究会，办刊物，建学校，搞平民教育，包括在老家官庄设一所初级小学，期望值愈小，所得的“商”，即梦想成真的几率，也就愈大。

　　其次谈日常生活。

　　加。增加的是书。中文类为主，德文、英文、梵文之类为辅。一般是从报纸杂志的广告栏查得书目，然后通过邮局订购。书越买越多，多到案头摆不下、床头搁不下、箱子里塞不下，又一次订购了两个书架，让它们向空中发展。

　　减。削减的是伙食开支。身为中德“交换生”，德方每月供给的经费，仅够维持基本生活，而买书要花很多额外的钱，钱从哪儿来？家里给不了，自己也无力挣，只有勒紧裤腰带，从牙缝里省。留德十年，“午餐是两片干面包”，“晚餐又是两片干面包”，“十二点半吃了片面包，两点回家，肚子里饿得像火烧”，“为想省钱买两本书，所以又决意实行面包冷水主意”，“中午仅吃了两只香蕉”，“到一点下课。吃了一个苹果，今天没带面包”，“白开水煮白菜，煮萝卜连咸味也没有”，“饿得恨不能连天都吞下去”，类似的记录比比皆是。

　　乘。充分利用公共资源。个人买书，总归有限，哥廷根大学有个中文研究所，他就把该所的图书室当成自己的书吧。粗略统计，仅1937年下半年，他从该所借阅的书籍，就包括《池北偶谈》《阅微草堂笔记》《饮冰室全集》《吴梅村全集》《苏曼殊全集》《随园诗话》《东坡诗话录》《新文学大系》等数十种。

　　除。孤独因分担而减轻。留学天涯，孤独是宿命。季羡林渴望友谊，也努力争取友谊，他和留学生章用、龙丕炎、田德望、乔冠华、张维、陆士嘉、张虎文，以及国内老友李长之、许大千、王峻岑、梅生等，保持了密切的联系。他说：“只要别人给我一分温热，我必定要拿十分来偿还。”“只要世界上有一个能了解我，能给我一点温热的，我的整个生命，整个的存在都不算白费了。”

　　再次谈精神时空。

　　加。国家兴亡，匹夫有责。1937年，日寇侵华，他恨不得插翅飞回祖国，参加抗战。读大公报，他写道：“看到绥远将士杀倭奴的消息，心兴奋得直跳，恨不能自己也跑上前线去，手刃几个小丑。”另两处又写道：“昨晚作了一整夜的梦，似乎睡着了，脑筋却一夜没停止思索，老仿佛在想什么。起来……念了点梵文，就出去，先到邮局寄四马克给耸云，捐给绥远将士。”“柏林抗战后援会寄捐册给龙丕炎，让他募捐，我也捐了二十马克，这当然太少，但这区区的数目就是一个月啃干面包的结果，问心也可以无愧了。”

　　减。国难当头，存大舍小，大，即民族大义，小，即个人安危。1940年9月27日，德、意、日三国在柏林签订军事同盟；1942年2月14日，德方派人审查季羡林的政治倾向。“我明知道说了实话会有危险，但我却不能抹煞我的良心。”季羡林的日记如是记载，“我干脆说我是蒋介石的信徒，南京汪逆是卖国贼。我在任何条件之下也不能同倭奴妥协。我已经预备好了，最近他们就会把我监禁起来的。我现在把生死久置度外，我怕这群忘八蛋干吗？”

　　乘。把个人命运乘上绝大多数人的命运，也就是把一滴水融入大海，得到的“积”是什么呢？他写道：“在国内的时候，我对共产党颇不表同情……然而到了德国以后，心理上起了一个大的转变，觉得共产党终究是可敬的。同德国的国社党一比，一个是以拯救整个人类为目标，使人类全站在一条水平线上，一个是以自个民族为目标，以发扬兽性。其高下不是很显然的吗？”“我现在敢预言，将来，不只中国，全世界一定都会走上共产主义的路的。”读范长江的旅行通讯《中国的西北角》，他觉得“应该把这书翻印一千万部，让每个识字的都看一看。”希特勒悍然发动二战，德军入侵法国，“夜里几乎一夜没能睡好，”他记录说，“心里总想到法国同德国。我有时简直要去当义勇军帮法国把德国恶魔打退，德国与我何仇？自己亦殊不解。”

　　除。以小我作分子，以一代文豪鲁迅作分母，两者相除，即刻得出自己的渺小和肩负的重任。且看他1936年11月初的日记：“接到大千的信，知道鲁迅死了，心里有说不出的悲哀，此老一死，没有人敢说硬话，扶持正义了。”“心里不时想到死去的鲁迅。这老头一去，我顿时感到了无边的寂寞。我现在才知道，鲁迅在青年的心灵上究竟占什么样的地位。”1940年11月23日的日记又说：“回家念高尔基，看新文学大系散文二集。鲁迅究竟伟大！”

　　（本文转自中国社会科学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