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音绕梁谱新曲

——关于杨绛先生的二三事

来源：北京青年报 2014-7-15 李文俊

【编者按】

　　7月17日，杨绛先生103岁生日。

　　了解她的朋友从不上门祝寿，“我们最近没有去看望杨先生。她在生日前后尤其谢绝出版社的编辑登门贺寿。记得去年她曾对希望去贺寿的人说‘替我吃一碗寿面就行’，想必今年也还是这个心愿。”《杨绛全集》责编胡真才说。

　　杨绛在《隐身衣》中说，她和钱锺书最想要的“仙家法宝”莫过于“隐身衣”，生活中的她的确几近“隐身”，低调至极，隐于世事喧嚣之外，守着自己的一方平静天地。诚如她曾说的“万人海中一身藏”。

　　“我和谁都不争、和谁争我都不屑；我爱大自然，其次就是艺术；我双手烤着生命之火取暖；火萎了，我也准备走了。”她借翻译英国诗人兰德那首著名的诗，写下自己的心语。

　　因此，当102岁的老人去年毅然决然拿起法律武器维护书信的隐私权和著作权时，很多人开始非常惊讶，但这与她一贯的信仰和价值观是一致的：“不争”不意味着没有“底线”。

　　同时，103岁的杨绛依然笔耕不辍，9卷本《杨绛全集》即将于下月出版。全集不仅收录了诸多杨先生近十年来新创作的文章，还有4万余字的《洗澡》续篇《洗澡之后》首次发表。全集还首次收录了杨先生于四十年代创作的剧本《风絮》和翻译理论著作《一九三九以来英国散文作品》两个孤本。据悉，《洗澡之后》单行本也将和全集同时印行。

　　钱杨二人素喜帮扶后辈，当时社科院的不少年轻人都与两位先生交往多年。翻译家李文俊先生认识杨先生已经超过60年，一起下过干校；胡真才从编辑《堂吉诃德》起就担任杨先生作品的责编；薛鸿时“文革”结束进入社科院就当起了钱杨的“助手”。我们特别约请杨先生的故旧撰文，试着走进这位了不起的女性。

　　生于1930年 ，当代著名翻译家，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编审、荣誉学部委员，素以翻译福克纳小说著称，多年在《译文》与《世界文学》编辑部工作。译有《喧哗与骚动》、《我弥留之际》、《去吧，摩西》以及其他美英文学作品多种；2009年翻译爱丽丝•门罗首部引进作品《逃离》；著有《美国文学简史》（合作）、《福克纳评传》、《寻找与寻见》等。

　　喜闻杨绛先生以百岁又三的高龄又有增添了新作的全集出版，真是令我不胜钦佩。我一直感受到，杨先生虽然年届遐龄，身休病弱，但是生命力却是无比的坚韧与顽强。仅举一例：不久前听说杨先生在托人找一本Vanity Fair的原文本，因为她想将妹妺杨必译的《名利场》下半部再好好校订改译一遍。我听了以后真是有点感到意外。因为像这样的“苦差使”，若是落在我这个年逾八旬的老朽头上，都会感到力不从心难以接受的。但我猜测：百岁老人的杨先生必定是念念不忘妹妺没准在生前曾向她表示过的一个遗憾。若是不满足亡妹的意愿把这桩工作做得十全十美，她自己恐怕也是难以瞑目的吧？我在这里所说的，自己想想，也十足像是一部侦探小说里某个警员所作的推理和分析，预先在此作个声明，以上所述，俱是我的猜测。

　　对于杨先生的坚忍顽强，我是深有感受的。记得“文革”初期，中国文学研究所有人在学部大院里贴出大字报，“揭发”钱锺书先生做了什么什么“反对毛主席”的事。一时间围观者甚众。不料就在当天晚上，杨先生竟亲自打着手电，拿了糨糊，在这张大字报边上贴出她自己署名的一张小字报，明确申明大字报所说的“绝无此事”。以当时的气氛，杨先生的行为被人诬为“逆潮流而动”的“反革命事件”是完全有可能的，我们都替这个弱小的身躯捏了一把汗。所里有几个自认为是“天生的造反派”的遂迫令杨先生拿了只破面盆，一边敲打一边自喊：“我是反革命家属。打倒钱锺书！”杨先生把“锣”敲得天响，却一边大声地说：“钱锺书不是反革命。”造反派喊道：“喊‘是反革命’。”她把锣敲得更响了，也更使劲地喊道：“就不是反革命！就不是的嘛！”时间一长，旁观者渐渐散去，那几个造反派也觉得无趣，便不再管杨先生了。

　　亏得学部的“革命群众”年龄偏大，和运动初期打死女校长的那些女中学生不一样，否则那天结果如何还真的很难说呢。我从这件事开始，也对这位小老太太的坚强有了更深的认识。不过从此以后，所里当时的掌权者便更明确地将她归入另类了。因为原先她既非领导所内党政事务的“当权派”，但归之为“反动学术权威”又似乎“差点成色”。既有这件事，便可以顺势认为是杨先生“自己跳出来”的了。

　　钱锺书先生经过“文革”、“下干校”的多年耽搁，又因居所争端心情不悦，罹病过早去世，使他原来打算写的几部大书都未能完成，仅仅留下了一大堆手稿与笔记本。有的稿本经杨先生亲自整理前几年业已出版，有的请别人（包括外国专家）帮忙正在整理中。不久前我参加了商务印书馆召开的钱先生外文笔记本前三卷的发行仪式。会上播放了杨先生讲话的录音。条理还是那么清晰，声音也很沉稳，由此我们得知杨先生为了保存这些用麻袋装的笔记本（其中还有不少脱落的残碎纸片）曾经花了多么大的心力，为了整理与出版又是用了多么大的工夫。而这么些繁重的工作，都是由一个自身体重不过几十斤、有时每顿只吃得下几只馄饨的百龄小老太太完成的。

　　我认识杨先生怕已超过六十年了。记得最早还是在中关村北京大学平房教授居住区钱家（那几间平房实在是不好称作“钱府”的）去向杨先生组稿——当时她正在译《吉尔•布拉斯》，我所工作的刊物《译文》有意从中选用一部分，派我去接洽。那次也见到了钱先生，承他离别时还夸奖“还是李同志办事头脑清楚”。不过我至今仍未弄明白，先我而去的那位法文编辑究竟是怎么才会给钱先生留下“办事不够清楚”的印象的。

　　这以后，过了十来年，我与杨先生一起去了在河南息县的“五七干校”。她与我妻张佩芬住在一个小村的同一户农舍里，且有“联床之谊”。因此见了面总会说上几句无关紧要的话。有一天，我见到杨先生蹲坐在一只大洗衣盆前，对着搓板在搓洗一条很大的白床单。当时好像还没有洗衣粉，得先抹肥皂，然后是搓洗。搓洗完了还需将重重的水盆端到水房去，一遍又一遍地投，直到水清。然后还需拧绞、晾晒。这整套程序对于身体单薄的她几乎是不可能完成的。我想了想，便对她说，杨先生您哪有这么大力气，还是让我帮您干吧。于是便抢过大盆端到水房去。其实我自己也是学生出身，以前从未干过洗大件衣服这样的活儿，更不要说大被单了。我好歹投了大半个钟点，也不知洗干净没有，但也管不了那么多了。

　　后来在《干校六记》里读到，最初是钱先生一人先下干校，杨先生让他过一段时间把脏衣服打包寄回北京，让家中保姆洗的。后来杨先生自己也下了干校，便只好由杨大法官家的季康小姐洗了。由于这次投床单，杨、钱两位似乎对我亲近了许多。我和妻子后来重做业务工作遇到困难时曾多次向他们求教，两位也都给了耐心帮助，这是使我们终生深为感激的一件事。

　　据介绍，这次新版的《杨绛全集》中增添了杨先生新写的与过去那本《洗澡》有关联的小说，还有过去未收入集子的一些剧本与散文。（我从《文汇报》副刊《笔会》上已读到过一些。）过去名伶歇业后重新登台，总会有热心票友送上匾额贺幛。本文标题即是从那上面常用的文字中衍化而来，由于学养不足，怕只会弄巧成拙。失敬之处，只得请杨先生笑谅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