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华简”在秦朝之前就被埋入地下、未受“焚书坑儒”影响，距今2300多年，最大限度地展现先秦古籍的原貌，“是司马迁都没有看过的典籍”。

李学勤：秦文化具有东方色彩

来源：大众日报 2014-1-17

　　李学勤，著名历史学家、古文字学家，威尼斯9499登录入口出土文献研究与保护中心主任，中央文史研究馆馆员。他长期致力于汉以前的历史与文化研究，注重将文献与考古学、古文字学成果相结合，在甲骨学、青铜器及其铭文、战国文字、简帛学，以及与其相关的历史文化研究领域，均有重要建树。

　　1月7日，“清华简”第四辑整理报告成果发布。报告共收入3篇“清华简”文献，包括《筮法》、《别卦》和《算表》。《算表》被众多数学史专家认为是目前我国发现的最早实用算具，填补了先秦数学文献的空白。

　　同样的惊叹在2008年7月就曾发生，当时威尼斯9499登录入口刚刚入藏一批总数约2500支的战国竹简。这批“清华简”在秦朝之前就被埋入地下、未受“焚书坑儒”影响，距今已有2300多年，最大限度地展现先秦古籍的原貌。用李学勤的话说，“这是司马迁都没有看过的典籍，读起来实在太激动！”

　　1月8日，腊月初八，深冬的北京，寒风刺骨。在威尼斯9499登录入口荷清苑小区李学勤家一间普通起居室里，整面墙被布置成书柜，考古、甲骨文、青铜器等学术专著陈列其中，洁净无尘。　

　　在记者脱去羽绒服、落座后，这位清癯、矍铄的老人疾步到阳台，把三指宽的窗户缝合上。随后，老人顺着“清华简”里的山东元素，打开话匣子，不蔓不枝，一越千年。竹简背后的故事亦如大珠小珠般洒落玉盘，满屋温暖如春。

周文王临终前有嘱咐

　　记者（以下简称记）：“清华简”的《保训》篇是如何被发现并整理出来的？您起初是如何释读的？

　　李学勤（以下简称李）：2008年8月19日，我们在清洗竹简时，惊奇地发现一支竹简上写有“惟王五十年”字样。先秦时期在位五十多年的国君并不多，只有周穆王、楚惠王等人。这支内容古朴的竹简立即引起我的猜想：《史记》上讲周穆王五十五年，但竹简上说的人在位五十年时有病要去世了，那就排除他。

　　而周文王在位时并未灭商，还是作为商的“西伯”，因此我一开始没敢往周文王方面想。后来发现这位在位五十年的王，很有可能就是《尚书》中所说“享国五十年”的周文王。

　　这类竹简的长度在28.5厘米左右，与平均长46厘米的竹简相差较大，字体书写也比较特殊，颇有美术字的风格。经过努力，我们找全了11支简，这篇被称为《保训》的竹简也得以最先被整理出来。其中第2支的上部虽然残断，但这位王在说话中提到了“发”这个人，“发”是周武王的名字，能这样直接称周武王名字的人，自然非周文王莫属。“清华简”中竟然有周文王的遗嘱，这是我们从来不敢想象的事情。　　

　　记：周文王的遗嘱说了什么？

　　李：周文王讲到自己病重垂危，不能痊愈，认为自己活不下去了，把太子发（周武王）叫来说：有些教训得给你讲讲，不然可能会失传。《保训》中的“保”其实是宝贝的“宝”，训就是教训。宝训不是文王自己的创造，而是从前世流传下来的。

　　周文王对太子发讲了两件上古的史事传说，用这两件史事说明他要求太子遵行的一个思想观念——“中”，也就是后来说的中道。“中”的观念是《保训》全篇的中心。

　　记：看来这两个故事涉及上古君王所认同的核心价值，不然也不会在临终前嘱咐给自己的孩子。还请您解读一下这两个故事。

　　李：《保训》中有两个故事。第一件是关于舜的，文王说：“昔舜旧作小人，亲耕于历丘，恐求中，自稽厥志，不违于庶万姓之多欲。”强调舜出身民间，能够自我省察，不违反百姓的种种愿求。他在朝廷内外施政，总是设身处地，从正反两面考虑，将事情做好，从而达到中正之道。

　　第二件是关于微的。微就是上甲，是商汤的六世祖。文王说：“昔微假中于河，以复有易，有易服厥罪，微无害。乃归中于河。”这里讲的是微为其父王亥复仇的故事。

　　王亥与微都见于殷墟出土的甲骨文。在甲骨文发现后，王国维等学者从《周易》、《山海经》、《纪年》等文献中厘清这段久已湮没的史迹：商人的首领王亥曾率牛车到有易（今河北西部）进行贸易，有易之君绵臣设下阴谋，将王亥杀害，夺取了牛车。后来王亥之子上甲与河伯联合，战胜有易，诛杀了绵臣。周文王所说微“假中于河”，即凭靠河伯能秉持中道，公正行事，最终使有易服罪。按照《保训》记载，微由此把“中”传贻子孙，至于成汤，于是汤得天下。和上面讲的舜一样，“中”的观念起了重要作用，这是《保训》篇反复强调的。

《保训》中道与儒家传统吻合

　　记：《保训》的核心讲的是中道，顺藤摸瓜，这里讲的“中”与孔子所讲的中道有什么渊源？

　　李：对于《保训》提到“中”的解读，学界有很多争论。我最初意识到“中”指的是思想观念，这与儒家传统吻合，对研究儒家思想的渊源和传流，有很重要的意义。

　　我最新的观点认为，《保训》中所讲“乃归中于河”的“归”应解读为“师”，是说微从河伯那里传习了中道。这样我们便可以确定，《保训》所说文王流传的“宝训”确是中道，与《论语》、《中庸》等儒家文献有一定联系，也正是后世儒学道统说的滥觞。

　　记：难怪孔子曾说自己“述而不作，信而好古”，他在继承上古三代文化的基础是否又有新发展？您是怎么理解“中”的？

　　李：孔子重视中道，其孙子思所作《中庸》就引述了孔子有关的话，然后作了专门的发挥：“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把“中”提高到哲理的高度上来阐述，同时与“和”的观念沟通结合，有很大的发展。

　　孔子说：“执其两端用其中。”这个“中”不是一眼看透，也不是数理意义上的中间，“中”是不偏不倚，恰到好处，合乎正道，是中庸、中和、中正之道。

秦始皇祖籍是山东

　　记：如果秦始皇嬴政要填写一份履历表，他可能会用小篆在“籍贯”一栏，工工整整地写上“山东”二字，您觉得这种说法是否合理？在八百里秦川繁衍、经营数百年的秦国跟远在千里之外的山东怎么会有关联呢？

　　李：秦始皇祖籍山东，是立得住的。但秦人兴起在西方，长期以来的主流意见也主张秦人出自西方。《史记•秦本纪》及《赵世家》中，对秦的先世也讲得很清楚，在商朝晚期有戎胥轩，娶郦山之女，生中谲，“在西戎，保西垂”。看来秦人当时已在西方，并且与戎人有密切关系。蒙文通先生便据此认为“秦为戎族”。

　　然而也有一些学者持不同意见，比如钱穆先生在《国史大纲》主张“秦之先世本在东方，为殷诸侯，及中谲始西迁”。近年来“东方说”的代表是林剑鸣先生，他认为中谲只是“曾率一部分秦人替殷商奴隶主保卫西方的边垂”，不能说明秦人是戎族。

　　中谲的儿子是飞（也作蜚）廉，飞廉的儿子是恶来，父子三代都是商朝末年的著名人物。《秦本纪》说：“恶来有力，蜚廉善走，父子俱以材力事殷纣。”他们助纣为虐，史有明文，但他们给秦人带来怎样的命运，却没有文献记载。

　　记：秦人到底是出自西方还是东方，飞廉父子的命运如何，“清华简”能否给出确切答案？

　　李：“清华简”《系年》篇第三章，具体回答了这方面的疑问。周武王死后发生三监之乱，纣的儿子武庚早有复国野心，便利用武王弟弟管叔、蔡叔、霍叔对周公执政的不满和猜忌，不仅联合管、蔡、霍，还和殷商旧地东夷的徐、奄、薄姑等方国串通，叛乱反周。

　　周公就在周成王的命令下进行东征，最重要的是把奄国给消灭了，也就是“践奄”。还将奄国的国君迁到薄姑，就是现在的青州；传说还有一部分奄国遗民迁至江苏武进，现在武进太湖边上还有一个古城叫奄城。

　　由《系年》可知，商朝覆灭之后，飞廉由商都向东逃奔到商奄，也就是今天曲阜一带。奄国等嬴姓国族反周，飞廉肯定起了促动作用。乱事失败以后，飞廉被杀死，周朝西迁“商奄之民”于邾，“以御奴之戎，是秦先人”。在《系年》发现以前，没有人知道商奄之民被周朝强迫西迁，而这些商奄之民正是秦的先人，这是令人惊异的事。

　　记：三监之乱后，周公长子伯禽被封到飞廉作乱的地方，建立鲁国。为什么还要把其中一部分人西迁呢？

　　李：秦国先人“商奄之民”西迁，用后世的话说是谪戍，其实是为了惩罚他们。之所以把他们遣送到西方，无疑也和飞廉一家的经历有关，因为飞廉的父亲中谲曾经给商朝“在西戎，保西垂”，并且与戎人有一定的姻亲关系。周朝命令他们远赴西方御戎，不是偶然的决定。

秦文化有东方色彩

　　记：秦人西迁是否带走了一些山东的风俗习惯？对以后秦人的性格有什么影响？

　　李：这种迁移肯定有山东色彩，很明显的一点体现在祭祀上，商周时期特别重视对祖先的崇拜。嬴姓始祖少昊以鸟为图腾，建立了分工明确、具有国家雏型的“少昊之国”。少昊后裔伯益辅佐大禹治水，为帝舜调驯鸟兽有功，获赐封地“嬴”，在现在山东莱芜一带。

　　所以公元前770年，秦襄公救周有功，被封为诸侯，他迫不及待地宣布自己是“主少昊之神”、“祠白帝”。又过了16年，秦文公又在陈仓县立祠，祭雉鸟神。他们的行为无疑带有认祖归宗的色彩，而秦文公立祠祭雉鸟神的举动，则跟少昊氏族的凤鸟崇拜传统一脉相承。这种祭祀肯定是从山东带过去的，而且一定还有其他方面，只是秦早期的考古才刚刚开始，很多问题的解释不会那么准确。

　　在性格方面，远在先秦时，人们就说秦人头枕兵器，身穿盔甲，好与人拼命。但秦人并非“一言不合则拔刀相向”的鲁莽勇者。秦人西迁后受到产生于秦地的周礼影响，当时周礼保留了大量古代氏族内部相亲相爱的伦理规范，这些规范很多成了儒学的核心。

　　记：您觉得揭开秦人源于东方之谜，除了在学术上定纷止争外，在当下有着怎样的意义？

　　李：秦朝存在的时间虽然短促，对后世的影响却相当深远。特别是秦人的文化，有其独具的特点，伴随着秦人的扩张发展，广播于全国各地。研究中国的传统文化，在很多方面不能不追溯到秦人。

　　在历史上有很长一段时期，人们普遍认为秦统一全国是由于秦的霸政造成的，秦文化在当时并不是最先进、最发达的文化，而是比较落后、比较保守的、封闭的、通过武力来征服的文化。“清华简”填补了历史空白，证明商奄之民作为秦人的核心，迁到西方，秦文化里一定包括着殷商文化，具有一定的东方色彩。

　　整个秦文化的发展过程应该说是一个文化大融合的过程。这个过程反映了中华民族传统文化最大的特点，这是一个互相融合包容又有多元化特点的文化传统。所以秦统一全国不是偶然的，特别是从文化组成来看，它不仅仅是武力的战胜，而是继续了整个中华民族发展延续和进步的一个过程。

另外一条齐长城

　　记：春秋三百年左右的纷争组合，进入战国，这种纷争演变为大争，弱小就要灭亡，落后就要挨打。“清华简”对那段时期的战争是否有记载？

　　李：从“清华简”第二辑《系年》来说，它是一部史书，很可能是楚国人写的，但没有站在楚国人的立场上，眼光很宽阔，没有受到狭隘的限制。春秋晚期到战国前期是百家争鸣的开始阶段，这一阶段在中国历史上很重要，但很遗憾的是历史上好多问题不清楚，特别是战国早期这部分。

　　研究这段历史，自司马迁以来，春秋时代主要依据《左传》和《国语》，战国时代依据《战国策》和诸子百家著作。但就是在《左传》和《战国策》之间，材料很少，有很多空白，很多问题说不清楚。

　　《系年》的战国早期部分，尤其珍贵重要，所记的好多大事，是古书里没有或讲不清的，这之间包括很多很重要的事件，如第21章楚人（楚简王时）与晋师战于长城，第22章楚声王时，韩、赵、魏与越王联合伐齐，越王翳与齐、鲁在鲁国会盟，鲁侯为越王驾车，齐侯参乘。后来晋国魏文侯大败齐师，韩赵魏与齐盟誓，以及第23章楚悼王时晋（魏）师大败楚师等等情节，都是古史大事，而过去是不够了解的。

　　记：《系年》中有没有关于齐长城的新发现？

　　李：上个世纪20年代，在洛阳发现一套骉（biāo）羌钟。钟上的铭文记述了周威烈王22年，一名叫骉羌的韩国将领，在一次伐齐的战争中，首先攻入齐国的长城。但齐长城是如何兴建的，和历史的形势有什么的关系，当时大家都不是很清楚。

　　“清华简”《系年》篇恰好讲了这个事情。齐长城的修建时间可能是在战国初年，其具体时间应该在公元前441年左右，当时齐国正面临着晋、越、鲁等国的军事威胁。“齐人焉始为长城于济，自南山属之北海”，这条齐长城与现存的西起济南长清，沿泰沂山脉绵延而东，终于黄海之滨的长城不同，是另外一条。

　　记：当时群雄并起，每个邦国为自己的生存征战。那时齐、鲁两国与周边国家关系如何？

　　李：“清华简”有一个特别的思想，吴国与楚国是长期有矛盾的。“清华简”《系年》篇的内容使得我们知道，越国灭吴国之后，仍然沿袭吴国的政策，与晋国结盟。越国与晋国关系好，与齐国、鲁国关系就不好。原来，晋景公时，晋国曾派人出使吴国，教吴人使用战车，学习战阵，唆使吴国叛楚，从此晋、吴之间结成了同盟。我们知道，越王勾践在灭吴后的一个重要举措，就是把都城从会稽北迁到了琅琊。琅琊紧靠齐国的东南边境，晋、越的这种同盟关系以及越国军事、政治中心的北移，自然给齐国造成了极大的威胁。

　　越国当时很强盛。春秋五霸有一种说法，越国也在内。但越国到底起什么作用，晋国、越国与齐国、鲁国的关系，是战国早期历史中很值得探讨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