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廷宝，与梁思成并称“南杨北梁”，其门下弟子中有吴良镛、齐康、钟训正、程泰宁等多名院士。

从修复古建到现代设计，从北京的人民大会堂到南京雨花台红领巾广场，杨廷宝将一生奉献给了最爱的建筑。他的建筑伴着中国人的时代记忆，在南京梧桐林荫下，记录着中国建筑古今衔接、独立创新的一部历史。

崔赫翾 瞭望智库观察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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崭露头角

“我的幼年，正处在一个大变动的时期，幼小的心灵虽然充满了希望，向往着未来，但之后每向前一步都带着疑虑和彷徨，在现实面前踯躅不前。”80岁时杨廷宝如此回忆到。

1901年，杨廷宝出生于河南南阳一个知识分子家庭。他出生不久，母亲去世，父亲杨鹤汀参加革命，他的幼年饱受颠沛流离的逃难之苦。

20世纪20年代初，我国一大批有志青年纷纷走出国门，学习外国先进建筑理论和建造技术，以实现实业救国的伟大抱负，杨廷宝正是其中之一。

在留美预备学校，老师讲了许多我国古代忠诚义士的故事，如岳飞、文天祥等，让杨廷宝最深的印象是史可法去狱中见他的老师左忠毅公。他还记得当时的场景——“老师大声斥之说‘此何时也，幸勿见’，我们孩儿们听到这里，眼泪都夺眶而出。爱国心！童年的老师的言行都刻在我们心灵中。”

1921年，杨廷宝留学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建筑系。彼时的宾夕法尼亚大学是美国建筑教育的顶峰，高手如云，而杨廷宝仅用两年半时间就完成了四年课程，获硕士学位。在校期间，他参与了纪念美国建国150周年的展览馆、罗丹艺术馆展览大厅、亨利大桥等建筑的细部设计并多次获奖。

1927年，美国出版了《建筑设计习作》作为建筑系学生教学材料，杨廷宝的才作品因高质量和高完成度而入选。学院院长赖尔德称，杨廷宝是学院最耀眼的学生。校方也表示，杨廷宝通过作品为自己所赢得的个人奖项，是当时学生中最多的。

在同一年，眷恋祖国的杨廷宝放弃了美国建筑事务所的重金聘用，回到祖国。他来到最早在租界取得建筑师营业执照的中国建筑事务所——天津基泰工程司，从事建筑设计工作，开始职业生涯。

回国后，杨廷宝的第一个项目就是京奉铁路沈阳总站的设计。

彼时的中国东北风起云涌，张作霖引入英美货款试图自经自营东北铁路网，打破日本人对东北交通运输的垄断。张作霖死后，张学良继承父志，一边顶着日本所谓“中日路政交涉”问题的纠缠，一边加快铁路沿线车站的修建。京奉铁路沈阳总站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兴建的。

沈阳作为东北的政治、经济中心，民族商业蓬勃发展，城市近代化达到高潮，出现了银行、医院、百货店、体育馆、大戏院等大型建筑。但众多的建筑中几乎没有中国人设计建造，且有关建筑的材料产业被国外垄断。杨廷宝选择采用国产红砖来进行设计，满足了投资省、建造快、民族性的要求。

杨廷宝设计的京奉铁路沈阳总站呈现出突出的古典主义建筑风格，将西方建筑思想与中国客观条件相结合，体现出东西方文化交融的折衷主义特点。他主张：“建筑设计要实事求是，中国古代建筑有着自己的传统特点，而现代建筑是从欧美搬过来的，一定要消化成为我们自己的建筑文化，那才有生命力。不论怎样，我们学习古代的、西方的传统经验，创作出来的作品，要有我们自己时代的民族风格，古为今用，洋为中用。”

1930年3月19日，京奉铁路沈阳总站建成。这座总面积近7000平方米的火车站是继北京前门、山东济南等火车站后，由我国建筑师自己设计建造的国内最大的火车站，杨廷宝由此名声大噪，成为与梁思成齐名的“南杨北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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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杨北梁”的惺惺相惜

“南杨北梁”结缘在1915年。那年，梁思成和杨廷宝同时考入清华学校，两人都有共同的爱好——绘画，经常在美术社共同切磋画技，还先后在《清华周刊》担任绘图员，并且都在研究文学、音乐的艺术团体美司斯（The Muses）中活跃。

后来，两人重逢于宾夕法尼亚大学。杨廷宝先于梁思成进入宾大，总是招呼清华挚友梁思成、赵深、陈植、童寯、林徽因等聚在一起组成学习小组。在校期间，这个学习小组频繁出入图书室，为设计课题的需要或为理论的探讨而阅读、摘录、临图。杨廷宝还赠送给林徽因一幅精美的水彩画，让梁思成爱不释手，挂在书房每日欣赏。梁思成评价杨廷宝说：“杨廷宝在宾大学业超群，作业和笔记就像他本人一样，非常工整，赏心悦目，成为同学们的范本。”

梁思成进入建筑教育行业还是因为杨廷宝的推荐。1927年，杨廷宝刚回国就到天津基泰工程司任职，正式开始了他的建筑设计执业生涯。当时东北大学正在筹备建筑系，需要建筑专业人才，想邀请杨廷宝作为系主任。杨廷宝已经入职其他公司，就马上向东北大学推荐了即将回国的梁思成，并前往北京游说梁思成的父亲梁启超。梁启超果断替儿子接下聘书并急告仍在西欧度蜜月的梁思成与林徽因回国。就这样，梁思成踏入了中国建筑教育的行列。

1932年，梁思成赴天津蓟州考察独乐寺，写下中国古建筑史第一次用科学方法分析研究古建筑的调查报告——《蓟县独乐寺观音阁山门考》。发现独乐寺线索的人正是杨廷宝，他后来回忆“有一次，我偶尔去到用作公共图书馆和群众教育展览厅的北平鼓楼，我看到在一楼巨大的穹顶下的一面墙上，挂着一幅外表古怪的寺庙照片。照片下面的说明清楚地写着：‘蓟县独乐寺’。当我向梁思成形容照片上斗栱的形状时，他很兴奋，说我看到这张照片非常走运。”杨廷宝不仅给梁思成提供了惊喜发现，也为中国古代建筑提供了科学考察的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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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古建到现代

1935年初，在梁思成、刘敦桢的推荐下，旧都文物整理委员会委托基泰工程司承包京城古建修缮工程，梁杨二人再次重聚北京。杨廷宝成为主持建筑师，朱启钤、刘敦桢、梁思成为技术顾问。双方在这次修缮过程中配合默契，甚至爬到祈年殿屋顶上查看施工质量，切磋技术问题，成为挚友。

【注：旧都文物整理委员会成立于1935年，会址设于北京，中国现代从事古建筑维修保护与调查研究的专门机构，后发展为北京文物整理委员（Beijing Commission for the Preservation of Cultural Relics）。】

此前，八国联军侵占北京时将部分古建筑侵害损毁，只留下残垣断壁，修复工作刻不容缓。首批修复的有天坛圜丘坛、皇穹宇、祈年殿，北京城东南角楼，西直门箭楼，国子监辟雍，中南海紫光阁等。

修复古建筑，对杨廷宝来说是个不小的挑战。用他自己的话来说“我在国外学的是国外那一套，中国古建筑我是一无所知”。

为确保修旧如旧，杨廷宝走访清末民初修缮故宫的老工匠，向他们取经。在现场，他拍照、测绘、研究，和老师傅们一起调色配色，花纹样式原样修补，回房间后就开始查找资料，画图设计。

杨廷宝妻子陈法青回忆，杨廷宝常年在外忙工程，夫妻俩聚少离多，北京天坛快要完工时，两人难得在天坛圜丘坛见面游览，不料杨廷宝突然被修缮的老师傅叫走，只留下一句让她“再转转”，直到天黑才匆匆返回。

对于醉心工作的杨廷宝，陈法青和杨廷宝的朋友都十分理解。朋友们都知道杨廷宝随身三件宝：笔、小本、钢尺，走到哪儿记到哪儿，用“画日志”的方式研究中国古建筑的修缮，成为中国古建筑保护与修缮的先驱，被誉为“中国第一位从事古建筑修缮的职业建筑师”。

1958年9月5日，时任北京市副市长的万里传达了中央关于筹备庆祝新中国成立十周年的通知，提出建好万人大会堂、革命博物馆、历史博物馆、国家大剧院、军事博物馆、科技馆、艺术展览馆、民族文化宫、农业展览馆，加上原有的工业展览馆（即北京展览馆）共十大公共建筑，并传达了邓小平通知关于“修建中要贯彻少而精、质量要好、艺术要好”的指示。

收到邀请的二十余位建筑学家惊喜万分，杨廷宝也在其中。五天时间，来自17省的建筑学家全部抵达北京，甚至还多出了十余名学者主动参与。当晚，北京市规划局局长冯佩芝就和各位讨论起修建任务。

杨廷宝负责牵头大会堂的设计方案，这项任务光荣而艰巨。此时距离1959年8月交工只有不到一年时间，建在哪儿，什么样子，多大规模，都是未知数，能确定的只有必须赶上1959年国庆节前交付使用。对比其他国家同期的建筑，同样作为地标建筑的悉尼歌剧院，比“十大建筑”晚一年开工，用了14年才建成。此外，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国的制作技术和能力还处于初期。

时间紧任务急，杨廷宝和设计团队为了加强沟通，搬进工地现场昼夜不分，经过七稿方案的探讨，共为人民大会堂做出84个平面图、189个立面图。

杨廷宝回忆，当时周总理说了“我们国家还穷”的实际情况，提出“适用、坚固、经济、美观”的建筑设计思想，建筑以人为本、经济适用的观念也贯穿了整个设计过程。第七稿设计完之后，对材料一核算才发现所需材料出乎意料地大，在不影响结构的情况下，他们决定修改设计，尽可能少用花岗岩、大理石，为节约每一吨水泥、钢材而斗争。为了缩短设计时间，杨廷宝采取一边设计，一边供料，一边施工的方式，每一处设计根本没有后悔、补救的机会，对设计者有极高的要求，杨廷宝经受住了考验。

1959年国庆前一周，人民大会堂竣工，顺利赶上了十周年庆典。著名的人民英雄纪念碑、北京和平宾馆、徐州淮海战役革命烈士纪念塔等建筑，杨廷宝也参与其中设计，将经济适用的设计与中国传统建筑特点相结合，探索着中国建筑现代化的前进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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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生建筑作品有近三分之二在南京

1947年，漂泊了半生的杨廷宝终于和妻子在南京定居，但一家七口分布在不同的三个地方居住。杨廷宝的女儿杨士英回忆道：“后来我妈都着急了，一天到晚跟我爸爸吵，后来我爸爸就去借钱盖。”

没想到一代建筑宗师，也需要为自家的房子发愁。在南京荒无人烟的废墟之上，杨廷宝唯一一次为自己家庭建房，他利用废旧的木头和砖块，不到100天建起一栋房子。这栋房子和周围环境成为一体，单独看外表辨识度极低，房前是经济实用的果园和菜地。谁也想不到，住在朴实无华房子里的人，建造了半个南京城。

杨廷宝设计了中山陵园音乐台，从整体外观上看是借鉴了古希腊的露天剧场。杨廷宝考虑到它坐落于中山陵畔、紫金山中，一旦处理不好，视觉与风格上的冲突会非常尖锐，因而在细部设计上又选取了屏风般的照壁、须弥座的舞台、紫藤的廊架，极温柔地化解了对立。时至今日，人们依然能感受到音乐台怡人的亲切感。

中西文化的交流与对撞，不再是一个知识分子思考的理论问题，而是如何在人民生活中加以安顿的现实问题。中山陵园音乐台的成功，反映出杨廷宝先生在理解这一问题上的大智慧。

杨廷宝一生设计并建成的建筑作品有120项，其中近三分之二在南京，中山陵园音乐台、紫金山天文台、原中央医院、原中央体育场、南京雨花台红领巾广场等建筑，见证着南京这座城的复兴与崛起。其中有一半建筑已作为珍贵的建筑遗产被列入国家、江苏省、南京市各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名录。

1982年，当时的雨花台小学联合发起“向雨花台烈士致敬”活动，其中一项是倡议全省少先队员用自己的劳动，每人捐献1分钱，建一个红领巾广场。时任雨花台小学校外辅导员的孙以智记得，很多孩子通过卖报纸、捡废品、糊纸盒、敲石子、剪兔毛等劳动，捐出了光荣的一分钱。“有的孩子卖报纸，一张报纸卖4分钱，可以挣1分钱。1分钱不多，却是孩子们的心意。”700万少先队员每人1分钱，筹集了7万元。

带着这笔希望资金，南京市领导登门拜访治疗眼底出血刚出院的杨廷宝。当时，杨廷宝已经81岁，还是立即答应下来，不论酷暑严寒，坚持到场地查看，亲自和施工人员沟通建造问题。

能为孩子们建造这座红领巾广场，是杨廷宝的执念。

在工程快要竣工的时候，杨廷宝让夫人陈法青陪自己去现场。路上，他深情地说：“早在20年代，我在欧美看到差不多每个国家都有儿童游乐场或者儿童活动中心建筑。当时，我就很羡慕。心想，我们中国以后也会有，我一定要为孩子们设计一个活动场所。可是，不久日本侵略中国，后来国民党又打起了内战，我的心愿一直没有机会实现。所以，我这一辈子没能为孩子们设计一座建筑，就成了我的一块心病。这次能在有生之年为江苏省的孩子们设计一个红领巾广场，心里有说不出的高兴。也许这是我的封笔之作了。”

1982年6月1日下午，红领巾广场竣工仪式，杨廷宝接受了少先队员敬献的红领巾并为红领巾广场揭幕，全省1400多名少先队员、辅导员见证了这个他最珍惜的时刻。半年后，杨廷宝与世长辞。

陈法青回忆说：“廷宝的脾气我很清楚。他认真、严肃、事必躬亲，工作一上手，会把一切别的事情都忘掉。”醉心于建筑的大师，在人生的最后阶段依然活跃在最热爱的建筑设计之中，是最幸福不过的事情。

杨廷宝在南京设计并建成的建筑作品与南京相互融合，是城市闪亮的名片，也成为了全体南京市民的集体记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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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士的老师

从上世纪40年代开始，杨廷宝在中央大学、南京工学院建筑专业从教三十余载，塑成“正、实、活、透、硬”教学纲领，提出“杨廷宝办学十条”，这奠定了今日东南大学建筑系的基石。

杨廷宝是中国科学院院士，其门下已经诞生9位中国科学院、中国工程院院士，包括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得者吴良镛院士、河南博物院设计者齐康院士，以及戴念慈院士、钟训正院士、戴复东院士、程泰宁院士、王建国院士、孟建民院士，可谓学生遍天下。杨廷宝的长子是中国水声学的奠基者杨士莪，后代也基本上都在科教领域工作，为中国科教领域添砖加瓦。

杨廷宝坚持实践出真知，坚持用自身自省感染身边人，他经常说“处处留心皆学问”。中国著名建筑师张镈曾回忆与杨廷宝一起工作的场景，“杨先生一生中在学习、工作、待人接物和科研教学等社会实践里，一贯是循规蹈矩、循序渐进、孜孜不倦，以严肃、严密、严格的态度要求自己”。

杨廷宝对他人的问题总是具体地予以帮助。东南大学教授黄伟康概括杨廷宝的教学，就是“动嘴且动手”。“设计个幼儿园，每个人的方案都不一样。杨老有一个特点，拿张纸蒙在这上面，然后帮你修改。”学生在旁边能轻易看到自己的作品如何被提升。杨廷宝不善言辞，给学生改图几乎不用否定语气，总说这样也行，那样也行，解释各种利弊，尊重学生意见，让学生取舍。

杨廷宝曾送给他的学生八个字：“思索、积累、创新、求实”。与其说他是老师，不如说他是挚友，长时间不见到学生，他还要去学生家回访。

他也是一个现实主义路线的建筑师，会综合考虑建筑涉及的各种因素，因地制宜解决问题。“杨老的教学从来不仅限于象牙塔，而是和国家需求结合在一起。当时，他带领年轻的老师学生做中国最早的综合医院设计研究课题，根据国家需求主持设计了一系列的建筑。”东南大学建筑学院教授汪晓茜评价到。

在他的指导下，师生共同完成北京火车站、南京华东航空学院教学楼、南京工学院校园建筑、南京长江大桥桥头建筑、雨花台烈士纪念馆、南京民航候机楼以及徐州淮海战役革命烈士纪念塔等重要工程项目。

1981年，80岁高龄的杨廷宝作为我国大百科全书建设学分编的主要负责人到镇江参加会议，在会议上全始全终连续进行分组讨论。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得者吴良镛评价恩师杨廷宝先生:“中与西，理论与实践，古与今，都在他的身上体现，建筑界很少人有这样的经历。”

1982年，杨廷宝才刚刚确定了革命烈士纪念碑前方水池的位置、一个纪念馆的位置就逝世了，雨花台烈士纪念馆成了他未完成的作品。杨廷宝的学生、中科院院士齐康接手恩师的未竟事业，主持雨花台烈士纪念馆（碑）的总体规划和建筑群设计。

2001年是杨廷宝诞辰一百周年，建筑学界表达了对杨廷宝先生的思念。中国科学院院士、建筑设大师齐康先生撰文表达了对恩师的敬仰：“恩师一生追求的是一种境界，这种境界在建筑上既是功能的，也是技术的，更是艺术的，它建造了一座建筑文化的巅峰，永远存在于我们心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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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筑应该服务于人民

透过杨廷宝的作品，能轻易感知他的思考，他认为“建筑应该服务于人民，所以适合国情是考虑一切设计问题的出发点”。

他的设计坚持从实际出发，因地制宜，博采众家之长，又独立创新。在他的建筑中，很少看到华而不实的作品。他曾说过“建筑设计首先是一条线，然后才是一块砖一块瓦。建筑设计师手中的笔一落岂值千金。如果落笔落得好，就节省千万，利国利民，如果落笔落得不好，就浪费千万，劳民伤财。”心里有国有民，才能为国为民。

杨廷宝走了，但他留下的建筑在，留下的学术还在，留下的星星之火还在。

生长于民族存亡之中、内外忧患之年，杨廷宝一代的中国青年学者，怀着满腔热情与娴熟的专业技能回国报效，在中国最需要他们的时候为中国建筑的独立自主设计制造与中国建筑转型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

在民族独立、物资匮乏的年代，杨廷宝等建筑大师殚精竭虑，怀着强大的使命感，一方面客观科学地研究古建筑，进行传统文化遗产的保护和修复，另一方面进行独立自主的创造并为国家培养一批又一批专业人才。

杨廷宝做出的设计，都是基于当时的社会条件，在人与自然的交互中，形成人民生活便利、功能性齐全，兼顾科学性和实用性的作品。他历来认为，“科学没有国界却有国情，而具有科学和文化艺术双重特性的建筑，则是既有国界又有国情的。”心怀国之大者，杨廷宝始终坚守初心，把一生都献给了热爱的建筑事业，用设计温暖人心，用建筑见证未来。

编辑：李华山